1957年春季反右运动开始后，我本着毛主席、党中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教导，在沈阳市人民政府给党整风的鸣放会上，指出三条意见，事后，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三条具体意见是：
一、枪杀战俘。
二、司马务长死因。
三、金涵同志下落。
这三条意见，都涉及党的政策，详述如下：
枪杀战俘
我原为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三军文化教员，兰州战役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部队奉命入朝参战，我被调至兵团政治部敌工部战俘管训团，做押俘英语译员，五次战役期间，我们在中线接收战俘，其中英国、土耳其战俘最多，当时，我军对敌宣传口号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Surrender No Killing and Torture!”宣传虽然不错，但战斗打响后大多不执行，其惨状难以目睹。押俘都在夜间进行，要立时转移后方，有时在敌机照明弹下，战俘们受惊狂奔，战士们都开枪射杀，尤其是伤残战俘跟不上大队的就地处置，处置的枪声，使前方押运的战俘都回头观看，还以为伏兵交火。我对此违犯优俘政策做法，思想一直搞不通，我问过连队指导员，他说：“打老美和打老蒋不一样，这是上级指示。”既然不一样为什么要宣传“Surrender No Killing and Torture”?
司马务长的死因
朝鲜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因为人海战术，部队伤亡惨重，我所在的六十三军一八八师所剩人员很少，这是奉命换防整编，所谓“整编”，就是各单位分散在防空洞里搞三反五反运动，每天检查思想，批判斗争。我们连队有位司马务长，回民，是傅作义起义人员，北京人，他被当做“老虎”批斗，叫他交代过去的罪恶，这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看到的内部批斗场面，司马务长被绑在柱子上，严刑逼供，嘴巴都打肿了，究竟他贪污什么都是疑问，谁也拿不出证据；我当时年轻，历史清白，党支部吸引我为核心组成员，小组分三班，日夜轮流批斗他，大约一个星期后，司马务长也没有交代什么“问题”。最后党支部决定押送他到团部集训，司马务长走后不久，有个朝鲜“阿爸吉”慌慌张张跑来连部报告，说有位中国“吉文棍”死啦死啦的，指导员派我们三个人去掩埋，我到现场一看，原来死者就是司马务长，他的头部有枪孔，身上有多处枪孔，原来不是什么去“团部集训”，而是秘密执行枪决，因死后掩埋的不深，被野狗拉出来吃的时候，朝鲜阿爸吉看到才来报告的。
司马务长的被杀，给思想上极大震撼，我反覆在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难道是骗人的？枪杀放下武器的战俘、秘密处决司马务长，像一场恶梦似的使我记忆难忘。
大鸣大放的座谈会上，我的最后一条意见是：
金涵同志的下落
一九五二年冬末，在一次火线转移时我的右脚负伤，同年转业回国，一九五三年，我以工农兵学员资格，就读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当时的校长是吴玉章。我们系里有位女同志叫金涵，人长得很漂亮，是苏联专家的俄语翻译，专家每次上课都由金涵翻译，深受同学们喜爱，但是不久，这名苏联专家把金涵奸污了，奸污后，金涵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校党委开始重视，认为这件事有损老大哥的国际形象，就几次找金涵个别谈话，动员她立刻打胎，金涵就是不同意，她说：“要打胎可以，必须先叫我入党，入党以后，我就打胎。”争执最后，时不可待，金涵还是在全体支部大会上一致通过，批准入党，我当时就是没有举手。
金涵入党之后，急送医院分娩，就此没有下落，有人说，金涵在打胎时，因怀孕已经七个月，手术后大流血死在医院，我这个人喜欢追根刨底，为了查证这件事，在一次学校晚会上，我打听过张志新同志，张叫我不要管这些事，她说：“一切党都会有妥善安排，要相信党。”
张志新毕业后和我先后调到辽宁省工作，文革期间她被毛远新下令，割断声带，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四人帮倒台后，张志新被追认为烈士，这也许是党对她的“妥善安排”吧。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我的工作单位，沈阳市人民政府党委向我当面宣布右派罪状，不容分辩，两名武警立即给我戴上手铐，押上一辆等候在外面的警车，驶向沈阳东陵区公安分局看守所。
中共的看守所，是各类罪犯进入劳改之前的收容站，我被押进去后，有一名叫刘影的中共劳教干部走到我面前，不问青红皂白，先给我一个大嘴巴，“站住！往哪儿走？”他吼叫：“你他妈是什么犯罪？”我怔了一下说：“右派”。他立刻又给我个耳光大叫：“什么叫右派？就是反革命”。等我问完话刚走过去，排在我身后的是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只听见刘影问她：“妳他妈是什么犯罪？”姑娘不好意思的说：“男女关系”，刘影大吼：“什么男女关系，你卖X！破鞋！卖过多少次？臭不要脸！”女孩被羞辱得哭了起来。事后听同犯们说，看守所这一关外号叫扒人皮，进来的人先打掉你做人的起码尊严，赤裸裸叫你暴露在最下流的阴暗面，然后老老实实接受劳改。
自从进入劳改到一九七八年平反摘帽这漫长的二十年中，我经过沈阳东陵看守所、东陵二江厂军事监狱、凌源县新生焦化厂……等等十多个劳改场所，为了能活下去，为了有朝一日揭露这个残暴的政权，我经历了人类最黑档目嗄押臀薹ㄈ淌艿男萄丁⒄勰ズ痛莶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