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是有点过头的。从医学上说，艾滋病并不比呼吸系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病等疾病给中国人的健康和预期寿命造成的影响更大。实际上，艾滋病从产生的那天起就是一个被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它更多地是一种标识。一国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处理的好与坏，关系着其国际信用、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关系着本国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内部事务的处理。艾滋病问题的深远影响，比在医学视野下病毒给人类造成的灾害影响要大得多。正是由于它处在社会结构的深层，所以对贫困和社会不公正，对恶化了的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关系具有进一步的破坏力，而且能不断地复制恶果。
艾滋病在中国显现了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在贫富差异的群体和地域中，它的传播途径、流行和治疗状况也就有着明显差异。相当数量的人处于贫困和被边缘化的状态，缺少和主流系统的沟通，缺少从主流社会获得防范疾病的信息，不享有医疗保障和其他安全保障。在社会事务中，包括艾滋病防治，他们处于被动，难以作为主体主动参与。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艾滋病的传播就很难遏制。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注意到一个数字：全国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89067例，此外还有一个估计数字是84万。这两个数字的巨大差距，是否会影响国家决策？
李楯：这个数字从来就没有说清楚过，这也是艾滋病问题复杂的原因之一。报告数字是一例一例数出来的，估计数字84万是用数学模型推出来的，这一点连一些官员，一些决策者也不清楚。当然，一些数学模型在做量化研究的时候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如果把这个做过了，就成了数字游戏了。另外，取样和哨点（检测站）分布是不是能够全面地反映全国的情况，这里面有些问题是值得考虑和值得推敲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决策长时间处于情况不清的状态，那是非常糟糕的。
数字问题，确实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面对着一个到今天说不清楚的艾滋病流行势态。实际上，不只中国，其他国家的数字也搞不清。但问题不在数字，而在数字不清的背后。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决策。但如果为了搞清情况我们都去做强制性的检测，我个人是不赞同的。
《国际先驱导报》：今年国家对于防治艾滋病的财政拨款达到8.1亿元，而很多贫困的艾滋病患者还是不能得到免费治疗和药品供应，中间的障碍在哪里？
李楯：国家承诺出钱给他们治病，是一种价倒鄣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