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回想那个关键的时刻：单身女子，背着背包，背包在后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摊开地图。
这是一个国际“傻根”形象。那个街口不必是在广州老城，也可以是罗马喷泉，莫斯科红场，华沙广场，法兰克福火车站大道。以那样大方不设防的架势，往任何一个城市中心一站，对于那个城市里活跃于灰色空间的人而言，怎么说都是一种挑衅或邀请。所以我的遭窃绝不足以被解释为“中国特色”。
但它是不是“广州特色”呢？
事情发生了之后，集体的“口述历史”就打开了。一桌五个广州市民，四个人有被偷被抢的经验，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多次，先讲亲身经历：被摩托车撞，被小刀割，人怎么欺身而上，怎么抢了就跑……然后再叙述发生在亲友身上的：两岁的孩子的妈，护着包，以致于整只手被砍断。愈讲，恐怖的细节愈多，我听得两眼发直，开始觉得：自己真是个好命的人啊，可喜可贺。
回到香港，香港人说，唉呀唉呀，你怎么会想到一个人跑去广州？广州啊，我们男人都要成群结队才敢去的。香港的大陆人说，怎么你还没学到呢？在这边，背包背在后面，一过边境，背包要背在前面。
我一边奔波于银行和移民局之间，一面读到广州官员的反应。省政协委员以“龙应台遭窃”案询问广东省公安厅长梁国聚对于治安有何对策，梁国聚说，广东一亿多人口，只有十三万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问题。
公安厅长的谈话倒是坦率，于是我开始算，照厅长这么说，在广东省，每一个警察要服务846个市民。台北总共有7702个警察，也就是每一个警察要照顾341 个台北人，而香港有32986个警察，一个警察服务207个港人。柏林的一个警察只要管好130个柏林人的安全。如果算工资，香港的警察工资会是广东和台北警察的好几倍。
以这样的制度和物质条件来看，梁国聚的自我辩护不算错。香港警察的效率和他背后的制度之间，不论是管理结构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有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知道了这个数据，对中国警察便不忍苛责，可是，这是现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譬如说，那846个人是否真正得到那 “一个”警察的服务？虽然警力微薄，警察的办案效率，服务品质，以及廉洁程度，和台北、香港的警察比起来如何？有人做过比较和追踪，做过查核和监督吗？警察本身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体社会问题的连结与呼应，又如何？
如果没有绩效的查核和纪律的监督，那么表面上所谓治安问题可能根本就不仅只是治安问题，而是整体的政府管理问题。如果警察的制度和社会的现实发展根本脱钩，譬如说，户口制度和城乡差距的问题严重恶化，警力之于它如杯水车薪或牛头不对马嘴，那么所谓政府的整体管理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真正的症结就可能在国家的根本政治，在政权政体，而不在管理，不在效率不效率那个简单的层次了。
我收到很多大陆读者的来信，譬如这一封：
看到您被窃的新闻,身为大陆人除了感到丢人和羞耻、向您表示歉意和慰问. 同时也为您感到“庆幸”,还好遭窃是在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因为不能想象，如果发现被窃,按您的性格你会怎么做,而那样的话,您也许会遭围殴,更可怕的是深圳和广州有一群砍手党,我可不想这么恐怖的事发生在您身上。
其实，被窃的“待遇”我们都“享受”过，您遭遇的是许多大陆中国人都遭遇过的事，我家最后一辆自行车距今正好被偷一周年，从此不再买车，而自从我父亲在公交车上被偷3500元（他带着钱去医院开白内障，交费时才发现医疗费全没了），我乘车时，总是睁大双眼；自从有一天，在街上走，忽然发现自己的口袋里伸着别人的手（我回身看到的是一张新疆小姑娘的脸），现在我走在街上，总是 “瞻前顾后，左顾右盼”，非常紧张。
我知道您不喜欢做“贵宾”，可是要做一个普通的大陆人，必须小心小心又小心！记住这里是中国大陆，不是香港，不是台湾，更不是德国！只要腐败依然存在，只要贫富分化还在加剧，只要体制不变，一切仍将继续。
那样温柔敦厚的一封信，而同时又把问题看得那样冷透，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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