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六百万生命，焚尸炉的青烟，熏黑了人类的灵魂，遮盖了文明的天空。
理性而优雅的日耳曼人，培育出路德、康德、歌德和贝多芬的伟大文化，促成经济腾飞和科学发达的纳粹政权，却向自己的同类露出魔鬼般惨白的利齿，现代化的政党、政府、军队和社会组织，高效率的理性、技术、纪律和管理体制，统统用于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精确、有序、高效的屠杀。
希特勒要求种族的纯洁，大屠杀计划服务于“种族纯洁”的目标，它要求刽子手的冷血。奥斯维辛的大门口，写着最文明的口号－－“工作，使你自由”；死亡工厂也有个洁净的名字－－“浴室”。
奥斯维辛是白色的，毒气室是白色的，被驱赶的死亡是白色的。
现代化的屠杀，不见血腥。
当官僚机器以灭绝异己为目标时，大众就变成杀人机器上的螺丝钉。刽子手身着整洁笔挺的军服，装备着最先进的武器。他们是训练有素的狼狗，是高度理性化技术化官僚化的禽兽，是杀人不染血的白手套。
白色的奥斯维辛之祭告诉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首先是道德的，其次才是理智的政治的技术的；经济发展、理性提升、科技进步、组织纪律和法律秩序的后果，也无一不与特定的道德目标及其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二战时期的世界，知识和技术有迅猛的发展，官僚机构的理性化管理也日趋成熟，但人类失去了正确的道德方向，迷失在现代人的非人化的丛林里。国家机构及其法律被极权化，知识和技术被权力化，官僚体制被非人化，彻底克服了人的良知和恻隐之心，道德上的冷漠和盲视左右着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批地生产出偏见、仇恨、杀戮和死亡。知识被用于意识形态的包装、灌输、鼓动和欺骗，技术被用于强权控制的精密化和无界化，现代政党被异化为煽动和组织种族狂热的工具，官僚组织变成丧失起码善恶观念的执行机器。这套高度理性化的社会机制，在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中，把普通人变成唯命是从的刽子手。
单纯的反犹主义，即便达到“仇恨的顶峰”或“最猛烈的反犹”，也不足以解释高度组织化或国家化的大屠杀何以发生。唯有反犹主义得到三种现代性的支持－－极权化的国家机器的制度支持，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持，高度理性化工业化的技术支持－－之时，反犹主义才会由自发的民众行为转化为自觉的合法的国家行为，从而使每个执行屠杀任务的个体，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的双重庇护下，不必承担任何任罪责：既没有个人的人性的道德愧疚，更没有对法律后果的畏惧。只有这样，具体执行屠杀的刽子手及其各类镄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