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香港的自由世界第一。自由港的传统允许全面的贸易自由,进出口一般商品不收关税。企业经营完全自主,市场自动调节供求,政府不加干涉。没有外汇管制,外汇、黄金,在这里自由地进进出出。金融市场完全开放,本地银行和外国银行平等竞争;只要合法开业,任何银行可以在这里从事任何境内境外的金融活动。
货品、外汇、黄金以及人员的自由进出,造就了香港的繁荣。自由港的多元、开放,政府的“不干预”经济政策,也使得外人对香港的“自由”印象深刻。自由,很理所当然地,就被解释为:政府很小,民间很大。
带着这种过度简单的对“自由”的想像,来到香港,住下来,东看看,西看看;没几个月,大大吃了一惊。我看见的,却是另一个香港:民间很小,政府很大。
譬如说,我看见一个地方叫“数码港”,在港岛美丽的海边。名称叫“数码”,想必是个为发展数码科技而开发的科学园区。但是与科技有关的办公大楼只有一小块,房地产建筑却是一大块,而且地产买卖的广告巨大无比,看房子的买客络绎不绝,数码大楼那儿却空荡荡的,鸟儿飞到地面来抢啄掉下的面包屑。怎么回事?
香港人一脸的无可奈何,原来政府口口声声说这块地大部分是科技用地,没想到却把大部分批给了一个特定商人,变成那个商人的昂贵地产。当然一切都看起来合法,我就笨笨地追问:奇怪啊,那么记者怎么不去做跟踪调查报导?政府的监察系统为什么不去查明责任?议员为什么不去调出所有的财务报表,为什么不要求检阅所有的合约内容?你有太多团体可以监督政府啊。
每个香港人都给一个不同的答案,但是所有不同的答案其实最后又都汇到一个答案:要不到内部资料,政府不给就是不给。
我觉得纳闷:哪有那么强大的政府啊,又不是共产党?
然后又发现九龙海边有块空地,“填海多出来的,”香港人说。四十公顷地,最灿烂的海景。政府已经决定要在那里建四个博物馆、三个表演厅,然后用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棚子将全部罩起来。咦,我说,政府又怎么知道香港需要四个博物馆,三个表演厅?政府又凭什么敢决定建一个大到不知如何修理、不知要花多少钱维护的巨无霸大屋檐?政府怎么知道那么多,敢做那么多啊?
香港人一脸的无可奈何,说,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是马英九事件了。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邀请马英九来演讲,港府发给他的两个幕僚签证,但是不给马英九签证,整个华人世界为之哗然。新闻事件通常只有一两天的热度,第三天就像脏的洗碗水一样咕噜旋转着消失在水槽出口,但是马英九的消息闹到第八天,还继续发酵。媒体对港府的抨击持续猛烈。
同样的事情在台湾,马英九或陈水扁会被媒体“堵”到不行。人们会不断地看见市长或总统在电视萤幕上,被成堆的麦克风粗鲁地压近脸庞,尴尬地或不情愿地,被迫对媒体做出解释,对人民做出亲口的、不容闪避的“交代”。政府部门在议会或国会的压力下,早就将通话记录或者证件影本交出,供民意代表检验政府官员是否说谎。决策过程早就在媒体和议会的“审问”下,一个一个环节曝光。
但是在香港,到了第八天,所有的问题:究竟决策是谁在做,不发签证的理由为何,决策过程是什么,“一国两制”怎么“圆”这个事件,港台关系如何走下一步,已造成的伤害如何补救…政府到第八天仍不做任何解释。董建华,没有一次被记者“堵”到,没有一次发言,没有一个字的“交代”。整个社会,在猜测,猜测,猜测。没有人敢去质问特首,特首也不觉任何压力。好像有一个黑色的玻璃罩,牢牢地罩着政府,外面的人民垫起脚尖拼命想看见里面,焦急而不安;里面的官员就是不出来,安稳,傲慢,笃定。
于是我发现,自由与民主,差别就在这里:没有民主的自由,或许美好,但是政府赐予的,他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
(苹果日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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