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到中央组织部，高文华在低头看有关我的材料。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窑洞的后边。一会儿，陈云随高文华走出来，陈云也在这个窑洞里办公，然后，我又被陈云指了指他办公台旁一个座位让我坐下。
我在仔细端详陈云，他身材不高，穿着整洁的一套斜纹布军服，面容清瘦，双目有神，很精明干练的样子。实际上我早已见过他，只是没有单独谈过话。
陈云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早年中共学习的必读文件。陈云当年作这项政治报告时，我也坐在下面听。我的个子矮小，坐在前面的地上。陈云讲完问道：“同志们有甚么问题吗？”
一位比我年纪略长的同志从我身边走过去向陈云递了一张条子，随后，陈云说：“刚才这位同志问，既然共产党是讲平等的，为甚么我们大家的生活这么苦，毛主席却每天吃一只鸡？”
当时延安的政治气氛还比较轻松，可以有人敢于这样提问。接着陈云回答说“是的，毛主席每天吃一只鸡，这不是毛主席愿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们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但是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的命令一定要毛主席吃鸡。和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样，毛主席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
当时我听陈云的这段话，我也是这么想的：毛泽东的健康关系到中国革命，毛泽东吃鸡吃得合理。在我的印象中，当时一般的同志对陈云都相当敬重，觉得他为人正派，我所见到的陈云为毛泽东吃鸡作解释的这段话，中共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当年陈云的风度也使我印象很深，迄今难忘。我也深信我的追述除了简略以外，绝没有曲解陈云的原意。我有时想，陈云这段“语录”如果不写出来，在中共党史上也许就会失传了。
●接受考验，开辟工作
陈云翻阅关于我的文件，他提出两个问题问我：“你在镇江工作过的那个图书馆，既然是有陈果夫支持的，他们难道没有要你参加过国民党吗？”
“从没有，我年龄也太轻，他们似乎也没有怎样注意过我。”以下我就大大的骂了一顿国民党的人都是糊涂蛋，我又继续说：“在国民党人中间，谁注意过这些事？化钱办了事业让我们活动，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甚至在我被捕以前，还没有跟我谈过思想问题呢。”
他满意地笑了。
“那么，你在被捕和出狱的时候，写过悔过书吗？”
“没有，关于这点我在自传中已经说过了，那时他们写了几个问题要我书面答覆，我抄了几段‘唯生论’和‘三民主义的理论与体系’，他们以为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左倾青年，一定已经受到感化了。加上我对他们从没有承认过任何一件活动，他们也没有再要我悔甚么过，就叫我交保释放了。”
陈云深思片刻，然后对我说：“你要接受一段时间艰苦工作的考验，然后你的组织关系再作决定。”他的意思是要我到敌后去工作。我说我接受组织的决定。陈云又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要接受党的考验的。要自己开辟工作。”
接着陈云和高文华谈了些甚么，高文华又向我交待以后同组织的联系方法，大意是，我到白区（国共合作后已取消“苏区”的说法，但是习惯上仍把国民党统治区称为“白区”）以后，与党的联系是“单面联系”，即我必需随时随地把我的一切活动向某地某人报告，而那个某地某人是一个符号，我不能找到它。而它却可以随时掌握我。这也就是说，我要为党工作却不被信任。
陈云把我送出延安，用的是“开辟工作”和“考验”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学问很大，具体的解释是，要我在党的领导下另外“开辟”一个天地，如果我侥幸有些成就，党认为有利用价值的话，就承认我的组织关系，否则任我自生自灭。如果我被认为有反叛行为，会发生甚么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呢？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我就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度外了。我在入党的誓词中说过，我准备为革命的需要，随时奉献自己的生命，“一切服从组织”，虽然受到一些打击，我的党性依然很强。有时觉得委屈，再一想，这只是个别领导的偏差，中央是不会错的，应该依靠党，相信组织。这个党的最高领导是神圣的，我绝不可以怀疑和渎犯他，我的生命已经交给了党，我毫无选择，跟嗵党的正确路线，纠正自己的错误。正确永远是属于党的，错误永远是属于我自己的。无论党怎么指责我，批评我，处分我，我都接受。“错”好像是我与生俱来的“原罪”，党是至高无上的神。现在看来这些想法的确可笑，而在当年，我的一颗纯洁的心早已奉献给那个“崇高的理想”了。
延安，延安，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你啊！我把你当作母亲，我把你看作“圣地”，我离开时虽然自己带着一身委屈，依然把延安看作“圣地”。我问自己，为甚么偏偏在我身上，发生了这么多不幸呢？我又想，党怎么样把我怎样处理，我是不该怀疑的。
我沿着延河默默地走着，河面虽阔，水不过膝。我又走上浮桥，可以清晰地看到水底的石子。我呆呆地看着，随后唱起了《延安颂》、《抗大校歌》、《黄河谣》，掩饰我的破碎的心。然后我对延河说声“再见”。
路途遥遥，人海茫茫，我这个原是没有家的孩子，后来找到了共产党，以为有了一个家，现在我又要去寻找了。
我百感交集。我在延安也风光过一个短短的时期，虽是黄梁一梦，也算是不虚此行。斯大林说“共产党人是特种材料做成的”，他自己取名“钢”，一般的干部应是木料，有的可做栋梁，有的只可烧火。不同的领导主宰一个党员不同的命运。党员除服从之外，绝不可以还价，也无权问为甚么。w
我从不相信命运，但是，我的遭遇却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我在延安被审期间，一度保护我过关的是潘汉年，潘汉年的下场是悲惨的。把我送出延安的是陈云。我很感激陈云，假如不是陈云把我送出延安，在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我很可能遭遇到和王实味同样的命运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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