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想告诉诸位的是：赵紫阳逝世已经开始引发天安门事件，事情正在变化当中。这些悼念和抗议能否继续发展，主要不是取决于所谓赵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人民的政治敏感，而是取决于中国当局野蛮习性和15年来在政治恐惧中培训出来的镇压效率。在这一背景之下，以下一些因素对抗议运动的影响是比较重要的。
首先，比较一下赵紫阳与周恩来、胡耀邦。第一，三个人都是比较有民望的领导人。第二，周恩来，甚至胡耀邦都是在当位的时候突然去世的，这使他们在党内外有更大的政治影响。悼念周恩来、胡耀邦，显然得到了党内一些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的支持，而赵紫阳在党内的支持力量已经基本被清除。第三、赵的命运在三个人当中是最不幸的，十五年的非法软禁使赵获得了更深刻的政治同情；同时，赵紫阳也是三人中在政治上走得最远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1989年他的和平立场上，也表现在十五年来坚决不妥协方面，这无疑为他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的的尊重和敬意。说结论是复杂的，说赵紫阳逝世肯定不会引发天安门事件，这一结论为时尚早。
其次，比较一些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第一，1976年的政治抗议主体是知识青年、政治上被迫害的人；80年代的政治抗议主要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显然，1989年以来的大学教育已经从思想上基本根除了发生这类学生运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新的社会抗议运动在短时间内不会以大学生为主体。第二、但是，江泽民统治的十五年造就了一些新的、规模更大抗议群体，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这些抗议群体包括：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失业工人、失地农民以及各类因政治腐败而起来抗议的群体，这些群体的社会动员能力比前两个时代更强，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政治运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三、2004年底“胡温新政”政治泡沫破灭，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政治矛盾，人们已经处于忍无可忍的精神状态中，人心思变，山雨欲来。换言之，从社会状况来说，中国更可能引发一场天安门事件。
最后，考虑中国当局的状况。第一，“六四”血案和“苏东坡”之后的中国政权变得“成熟”了，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军队警察和舆论宣传方面，显然成功地完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转变，因此在短时间内的确具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中的“效率”。第二、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最高领导人江、胡等，从来没有获得过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巨大政治权威，而1976年和 1989年的政治抗议，恰恰是在毛泽东、邓小平在世的时候发生的。第三、在世界范围内，在中共官员的心里，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因此暴力的力量因缺少信仰力量的支持，它的作用并不像想像的、或中共相信的那么强大。要之，中国当局可能在短期扑灭一些零星抗议和网络呼吁，但无法长期应对大规模的政治抗议和联合行动。
此外，能否发生天安门事件，与是否应该发生天安门事件，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些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如果更多人认为不会发生天安门事件，那么它就真的不会发生。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呼吁有关评论能够更多注入政治能动力量。与此同时，一些分散性的签名和悼念活动必须考虑某种整合，以避免分散注意力和有限的政治热情。我的意见是：希望所有精力集中在北京，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并充分发挥网络时代的资讯优势予以关注，而不是滥用这种优势释放和分解政治热情。天安门事件能否发生，在一定意义取决于我们是否让它发生，因此，每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此时此刻应该意识到这种责任，而不是把它不可能发生作为既定前提。换句话说，我们有义务让他发生，不是别人是否让它发生，而是每个自己进去参与它的发生。这是一个挽回荣誉的时刻。
2005年1月17日星期一首发《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