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我和一些投资人在中国大陆到处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当时我刚从中国东北旅行两个月，就又来到了武汉和一些当地的企业家谈生意。
一日，我的秘书吴小姐因病在武汉的东湖宾馆休息，我自己就和一些企业家及政府官员到一家武汉传统名馆－－“四季美”餐厅吃著名的汤包。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家极为破旧的木制楼房，走到楼上的时候，木制楼梯发出吱吱的声音，地方也很小。就在吃晚饭的时候，秘书吴小姐赶了过来，告诉我说：“北京来电话了，赵紫阳先生要在明天和大家见面”。
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但当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于是我连忙问：“是否准备了机票？”
吴小姐说：“现在已经没有了飞往北京的飞机，连飞往天津的飞机也没有，明天上午有飞机，但来不及，只好让您赶火车了，但火车是否能保证有卧铺也不能肯定”。
听到这个回答，我有些失望。希望见到赵紫阳先生是多年的愿望，几次都因为各种原因阴差阳错而落空，这次有机会怎么可以错过呢？于是说：你想些办法，看看当地人有什么办法，实在不行就坐火车，连夜赶回去。
听到我们的谈话，一位与我们吃饭的三十多岁的女士插话说：你要是为了见赵总书记，我可以帮你想办法解决飞机的问题。
我听到后很高兴，因为在此之前，这位女士曾将她以前和中共主席毛泽东的几张合影拿给我看，并坦承她曾在北京中南海工作并伺奉毛泽东，也多次蒙受毛泽东的 “恩宠”。所以无论在军方还是在地方都有相当的关系。尽管她这样讲主要是证明她有相当的人脉关系，希望我们投资合作。但在此时，她的表态和帮助对我却是雨中送伞。于是我就试探着请她帮忙。
回到宾馆后，我忙着收拾行李准备赶火车回京，就在这时，这位女士来电话告诉我说：“请您在半小时后到宾馆门口等候，我已经和空军联系过了，他们会去车接您，然后派飞机连夜送您到北京”。
坦率地讲，当我听到这个电话时，我非常的震惊，我很难想象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士竟然有这样的能力，一个电话就可以调动空军的飞机去送一位陌生的朋友。但事实上她确实非常有能力，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通过了谁，但武汉空军的确动用了一家老式的俄国“伊尔”飞机将我连夜送到了北京。
大约在夜间一点钟，我和秘书吴小姐两人乘坐着震耳欲聋的“伊尔专机”返回了北京。休息了一夜，转天与其它人一同拜见了赵紫阳先生。
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行十余人拜见了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赵紫阳先生先是介绍了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然后就请大家谈谈在中国投资的问题。当时，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很多政策和法律对海外企业都有很多的限制，更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于是就有几位投资人谈到了他们在投资中遇到的一些千奇百怪的事情，当然也有人借机发了一些抱怨。赵紫阳先生听了大家的意见，先是解释了一番，然后就阐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在我印象最深的几句话就是：“你们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是社会环境问题，这是政治问题。我党对这些问题已经非常重视，我党已经将中国的政治改革提到了重要的日程上来了，你们提到的问题将会通过整体的政治改革来完善，政治改革将解决现在产生的社会问题”（原话大意）。
一九九三年，由于某种原因，我被迫关闭了在中国大陆某地的合资企业“X三井物产有限公司”。在成立新的企业时，我给这家企业起了一个新的名字：“紫阳企业公司”。在我起了名字后，我就告诉了我的一位在中共X机关报担任负责人的兄长。当时，这位生病中的兄长听了后沉思了很久，问我：“你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沉默并不一定就是忘记……”
企业名字报到了地方工商局，当天并没有什么反映，但当我的职员去领取工商执照的时候，负责的官员对我的职员说：“名字必须要改，这个名字不能用，你们不要找麻烦，我们也不想找麻烦……”
紫阳，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这个名字在中国已经成为了禁忌词。
一年前，流亡美国的中共高级官员金尧如先生逝世的时候，我作为守护在他身边的晚辈，受到了其家人的委讬，向全球的金尧如先生的朋友通知消息。当时我一时无法联系到李普先生的女儿－－康梅大姐，于是就将电话打到了国内，逐一通知金尧如先生的生前好友。赵紫阳先生在得知金尧如先生逝世的消息后，一阵的叹息。然后就请家人将早年金尧如先生送给赵紫阳先生的一幅字画找了出来，挂在前厅，以示纪念。
数日前，当我在工作中听到了新闻播报赵紫阳先生逝世的消息时，我非常的震惊，连忙打电话到海外和国内证实这个消息，但不幸的是，我无法联系到任何可以证实这个消息的人。不久，有朋友以肯定的口吻告诉我说：“那是个假消息”，但赵紫粝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