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5-01-13 09:00:00作者：朱健国
(摘要)文人常被执政者“诱奸”，这是梁任公的发现。“诱奸时代”未远去，则是我读李辉《风雨中的雕像》（山东画报出版社一九九七版）的一点后知后觉。因此，想和李辉商榷一个问题：能否对被“诱奸”过的当代文化名人，多作一些批判？
梁任公的“诱奸”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认为，“满洲人的征服事业，初时像很容易，越下去越感困难。……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四十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武力制服那些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却在他们身上。”（Ｐ１８）出于这种“远见”，满清皇上们便对文人学士们采取两种策略，一为“诱奸”，软摧残；一为大兴文字狱，硬打击。何为“诱奸”呢，就是先以乌纱高位等引诱文人出卖良知，放弃独立思想，为执政者歌功颂德，吹牛拍马，当“南书房行走”；而后，一旦“那群被‘诱奸’过的下等“念书人”，不大用得着了，于是板起面孔，抓着机会便给他们点苦头吃。其对于个人的操纵，如陈名夏、陈之遴、钱谦益、龚鼎孳那班贰臣，遭蹋得淋漓尽致。”（Ｐ１９）在这之中，“两朝领袖”钱牧斋最是典型。他在降清后，锐意为清朝立功，骗在杭州的潞王归顺大清。清朝对他大加赞赏。但骗局成功后，钱牧斋自以为功可入阁，可是等到顺治三月也只给了他个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枣一个五品左右的小官。不久又借故把他下了大狱，一坐六年。最后，即便他死去，也还不忘专设“贰臣传”，在清史中永远地羞辱他。其“诱奸”之狠毒，真是应有尽有。按说，大清既如此伸张正义道德，讲究“从一而终”，那当初又何必要招降纳叛呢？既招降，诱奸了钱氏，那便也就姑念其投诚受奸之苦，善待而终吧，可又偏要大批其“贰臣”，如此“始乱终弃”，何其酷也。
清执政者对“贰臣”们如此深恶痛绝，理应对那些坚持“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仁人志士褒奖关怀，可是恰恰又采取大兴文字狱，如康熙二年湖州庄氏案，一时名士如潘力田、吴赤泻等七十多人遭难，不久又有顾亭林于济南下狱，黄梨洲被悬购缉捕……这种疯狂的硬打击，便把更多的文人逼往“诱奸”之道。清廷深知，硬打击易给当局抹黑，而转用“诱奸”摧残，则既能尽快摧毁“社会良心”知识分子，又能给自己贴金枣朝廷最终并不喜欢这些堕落走狗似的文人呀，从而造成“社会良心”临终失去民心民意，彻底消亡。
曾以为梁启超所论的那个“诱奸时代”，已随着辛亥革命而远去。但是读罢《风雨中的雕像》，细想其中关于老舍、吴晗、田汉、邓拓等文化名人的命运的描述，不禁惊恐，这些当代文化名人们，似乎依然未逃脱“诱奸”的悲惨命运。
不能不佩服李辉的精细考证，他把一代文化大师被“诱奸”的真实细节一一钩沉陈列。“老舍在从美国归来不久，就率先成功创作反映北京新变化歌颂新时代的话剧《龙须沟》，因而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响应罗瑞卿的号召，根据真人真事创作配合肃反的讽刺喜剧《西望长安》；他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创作出《全家福》和《女店员》……”（Ｐ８８）不仅如此，“从不愿修改已经发表作品的老舍，最终亲自修改起了《骆驼祥子》。”他修改了什么呢？把最体现自己独立思想、最体现原着悲剧精神的精采文字删掉了。有一段被删除的精辟议论是这样的：“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糊糊地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去了，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死岗子去。” （Ｐ９０）
老舍为什么要作这样越改越差的“修正主义”修改？只为迎合那时当政者关于工人阶级只有美好的理论。一步一趋迎合执政者的喜好，老舍其实也就是一步一步掉入了“诱奸”的陷阱。虽然在“诱奸”的过程中，他曾得到“新时代创作标兵”“人民作家”、“人民代表”等等时髦锦衣和“高级化妆品”，但不久，他就“门前冷落车马稀”，失宠成罪人，唯有自沉太平湖……他牺牲了自己的情操，牺牲了自己的思想，得到的却只是人民的“贰臣”、“人民的敌人”、“牛鬼蛇神”。好似一个美女，离开了自己的“前夫”（人民），投靠了一个强人，可是强人在蹂躏之后，居然又逼他自杀了。女为悦己者容，中国的文化人多半像女人，总是爱用才华变色相，招徕强人，结果又多半为强人先侮后弃。这就是老舍命运的实质。
如果说老舍等名人被“诱奸”，尚因作家们太天真，不懂历史，可是一代明史专家吴晗，何以也一样被“诱奸”了呢？吴晗可是专门研究过“诱奸前辈”钱牧斋的呀！其《社会贤达钱牧斋》写得多精采呀。那时还是一九四八年。然而鬼使神差，如此清醒的吴晗先生，依然跟着一大群“新文人”们一步一步走向“诱奸”之途。
吴晗的“诱奸”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李辉考证得清楚，那是从修改的《朱元璋传》开始。《朱元璋传》一共改了四次，从一九四八年送呈毛泽东提意见后，就开始了“不要把朱元璋写得太坏”，“不要把红军组织者彭莹玉写得功成身退”，“要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写，等等，这一次二次修改，最终是把原着的精采独到改成了“皇上”心中的朱元璋了。李辉从四十年代最初的《朱元璋传》中看到了后来的《朱元璋传》所没有的独到卓识：
“在《朱元璋传》中吴晗花费最多笔墨的是对文字狱的叙述。他对做了皇帝后的朱元璋的刻划，全是围绕这一点展开。他曾用文学的笔墨，生动地描写了朱元璋对文人的杀戮：‘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腿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Ｐ３５）这描述真是先见之明，多么像二十年后文革时，吴晗等一批文化人的受难画像啊！
“不过，写得最精采的还是对朱元障之所以大兴文字狱的性格分析。传记的最后一节是《晚年的悲哀》，他这样描述出朱元璋‘高处不胜寒’的精神状态：‘母族绝后，妻族也死绝了。到文正被杀后，诸子幼弱，基业还未稳定，孤零零一个人，高高在上，找遍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寄托心腹的，得撑持着，时刻警戒着，提心吊胆，不让别人暗算。正如驶着独木船，水把独木船冲得团团转，几十年到不了岸，看着水是敌人，礁石是敌人，连天空飞的乌鸦也是敌人，谁都要害他，都在讥笑他，讽剌他。从得了大权，做了皇帝之后，害了高度的紧张病，猜疑病、恐惧病。”这一节，又是多么先知先觉啊，提前写出了二十年后文革中“伟大导师”的“高处不胜寒”。
这样难得的真知灼见，终于被“诱奸”而殁。朱元璋的形像一步步变好，文字狱的残酷一次次减弱。只是因为，过去的朱元璋，可以说是影射蒋介石，而当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朱元璋就有影射新主之嫌了。本来有这个影射，有这个历史制约，很可能使“人民救星”有所借鉴自制，然而终于“诱奸”而去。一部佳作，最后阉割成平庸无奇。
仅此而已，也罢了。不幸的是“诱奸”在步步深入。胡适本是吴晗的恩师，是胡适指点欲攻汉史的吴晗：“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吴晗复信表示了莫大的感激：“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Ｐ３８）如此近乎赞歌的感恩信发出几十年后，吴晗在被“诱奸”之中，居然说出了钱牧斋似的语言：“一九六二年，吴晗两次接受《北京日报》记者的采访，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强调的是自学他这样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Ｐ３９）这时的吴晗，分明和投靠清廷的钱牧斋一个腔调了，把先前恩师说得一无是处，一如钱氏把明朝骂得不能上口。正是在如此“诱奸”之昏态下，吴晗才写下了《海瑞罢官》。他听说毛泽东要提倡学海瑞，便赶紧投其所好写海瑞，哪知正如清代一些文臣给皇帝祝寿，效忠词竟被误认为有讽刺而掉脑袋，《海瑞罢官》终于因为受执政者的特殊需要而作了替罪羊，吴晗最终也走到始乱终弃的“诱奸”未途，自己和妻女都先后含冤而死了。这个在不少公开场合大谈“红太阳”如何对他的《朱元璋传》提出英明的修改意见的学者兼副市长，终于尝到了他遵旨删去朱元璋文字狱酷事的恶果。如果我们不含恶意，民间一句“自作自受”的俗话，也未必不能送于吴晗。
文人们为何如此难逃“诱奸”的恶运？李辉笔下的冯雪峰一语中的。“那是五十年代初，儿子入党前填写表格，冯雪峰特地谈了自己的性格脾气。他建议儿子在‘家庭出身’一栏里，不要填‘革命干部’，而是填‘职员’。他说自己尽管参加过长征，做过多年地下工作，但作为知识分子作家，其特性都是属于自由职业者的范围。”（Ｐ１４２）的确，众多文人遭“诱奸”，皆因把自己当作了“革命干部”，而忘记，文人本应是个自由思想者。“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身份和思想上都以‘自由流动’显其特色，我们在战国所谓‘游士’的身上也找得出这种痕迹。但中国的士多以‘道’自任，这就近乎西方古代和中古的宗教型知识分子了。”（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Ｐ１１４）很可能，正是“以道自任”的中华文化传统，使新一代知识分子乐于以“革命干部”自居。倘若新一代知识分子全面继承传统，有“处士横议”，为“王者师”的气概，坚持“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人主想诱奸全体文人的企图就不一定能得逞。
自然，仅仅从一方面来说“诱奸”，似乎责任主要在于文人们自己把《国际歌》没唱好，没有真正按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真理行事，总是想依附什么人，总是想“士为知己者死”。而从另一方面想，“诱奸”的另一原因显然在于“人主”。从中国历史上看，历代皆有“诱奸”文士的人主，但总括起来，似乎于今为烈。在帝制之时，无论多么伟大的皇帝，开明如唐宗、宋祖，酷烈如洪武、雍正，他们归根到底不过在追求“礼乐由天子出”，而治国的主义、思想、路线，则还是来自诸子百家臣下。孔孟之道，程朱之学，都是历代皇上奉为治国之主义的思想，但历代皇上并未想到这思想这主义，非得我天子自出才光荣，才有权威。所以历代皇上纵有诗文万卷，也从未公费印发全国，要求当作“红宝书”来天天学，月月读，年年看。所以这时虽然有“诱奸”现象，但不被“诱奸”者还是不少，如明代，王阳明虽是一个省级官员，但其思想“心学”却比皇上的思想更风行全国，而皇上也终未不以为然。对于王阳明来说，他虽是为皇上当臣仆，终究坚持了卖艺不卖身枣他的心是自由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而在清代，即便那样残酷的文字狱，黄宗羲、顾炎武等，也终究可以坚持自己的思想，不合作、不被“诱奸”。由此可见，在帝王制的封建时代，由于皇上并不追求皇上必须是思想家、哲学家，他诱奸文人的范围与欲望就要小许多。可是后来，由于俄国的影响，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革命领袖必须是思想家，治国之思想，必须是自己的，否则不成其为领袖。这个行规一出，可就麻烦了，于是一人之下，再不得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了，任何人都得以一人之思想而思想，以一姓之喜好为喜好。在这个背景下，其“诱奸”之对象，可以说，普天之士，概莫能外了。李辉笔下的胡风、冯雪峰，其受整受磨，皆因为他们部份坚持自己的思想。胡风坚持自己的文艺观，冯雪峰则坚持鲁迅思想，而人主虽然也喜欢鲁迅，不过是鲁迅在人主受王明迫害时，抨击过王明之类。人主并非是要借鲁迅思想而教育天下，鲁迅思想也必须纳于人主思想之中之下才行。有人不照此办理，即便是鲁迅在世，自然也一样要难逃悲剧。如若 “诱奸”不成，那便硬打击，扔你进文字狱！即便如陈寅恪那样的特许了可以有所独立的思想英雄，最终也仍旧被窒息而死。
就像中药一样，好几味药材一起熬药，治病的效果才最佳。读书也如是，同时读几本书，如我此时，既读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又读李辉的《风雨中的雕像》，再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陆健东《陈寅格的最后二十年》，诸书融汇，才可能真正想通一点问题。从《士与中国文化》，可看清中国几千年的士之地位、命运，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明晓中国上个“诱奸时代”的特色，从《陈寅格的最后二十年》，可欣慰中国终有一个真正未被“诱奸”至死不低头的学者魂，而细读李浴斗缬昏械牡裣瘛罚
梁任公的“诱奸”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认为，“满洲人的征服事业，初时像很容易，越下去越感困难。……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四十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武力制服那些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却在他们身上。”（Ｐ１８）出于这种“远见”，满清皇上们便对文人学士们采取两种策略，一为“诱奸”，软摧残；一为大兴文字狱，硬打击。何为“诱奸”呢，就是先以乌纱高位等引诱文人出卖良知，放弃独立思想，为执政者歌功颂德，吹牛拍马，当“南书房行走”；而后，一旦“那群被‘诱奸’过的下等“念书人”，不大用得着了，于是板起面孔，抓着机会便给他们点苦头吃。其对于个人的操纵，如陈名夏、陈之遴、钱谦益、龚鼎孳那班贰臣，遭蹋得淋漓尽致。”（Ｐ１９）在这之中，“两朝领袖”钱牧斋最是典型。他在降清后，锐意为清朝立功，骗在杭州的潞王归顺大清。清朝对他大加赞赏。但骗局成功后，钱牧斋自以为功可入阁，可是等到顺治三月也只给了他个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枣一个五品左右的小官。不久又借故把他下了大狱，一坐六年。最后，即便他死去，也还不忘专设“贰臣传”，在清史中永远地羞辱他。其“诱奸”之狠毒，真是应有尽有。按说，大清既如此伸张正义道德，讲究“从一而终”，那当初又何必要招降纳叛呢？既招降，诱奸了钱氏，那便也就姑念其投诚受奸之苦，善待而终吧，可又偏要大批其“贰臣”，如此“始乱终弃”，何其酷也。
清执政者对“贰臣”们如此深恶痛绝，理应对那些坚持“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仁人志士褒奖关怀，可是恰恰又采取大兴文字狱，如康熙二年湖州庄氏案，一时名士如潘力田、吴赤泻等七十多人遭难，不久又有顾亭林于济南下狱，黄梨洲被悬购缉捕……这种疯狂的硬打击，便把更多的文人逼往“诱奸”之道。清廷深知，硬打击易给当局抹黑，而转用“诱奸”摧残，则既能尽快摧毁“社会良心”知识分子，又能给自己贴金枣朝廷最终并不喜欢这些堕落走狗似的文人呀，从而造成“社会良心”临终失去民心民意，彻底消亡。
曾以为梁启超所论的那个“诱奸时代”，已随着辛亥革命而远去。但是读罢《风雨中的雕像》，细想其中关于老舍、吴晗、田汉、邓拓等文化名人的命运的描述，不禁惊恐，这些当代文化名人们，似乎依然未逃脱“诱奸”的悲惨命运。
不能不佩服李辉的精细考证，他把一代文化大师被“诱奸”的真实细节一一钩沉陈列。“老舍在从美国归来不久，就率先成功创作反映北京新变化歌颂新时代的话剧《龙须沟》，因而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响应罗瑞卿的号召，根据真人真事创作配合肃反的讽刺喜剧《西望长安》；他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创作出《全家福》和《女店员》……”（Ｐ８８）不仅如此，“从不愿修改已经发表作品的老舍，最终亲自修改起了《骆驼祥子》。”他修改了什么呢？把最体现自己独立思想、最体现原着悲剧精神的精采文字删掉了。有一段被删除的精辟议论是这样的：“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糊糊地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去了，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死岗子去。” （Ｐ９０）
老舍为什么要作这样越改越差的“修正主义”修改？只为迎合那时当政者关于工人阶级只有美好的理论。一步一趋迎合执政者的喜好，老舍其实也就是一步一步掉入了“诱奸”的陷阱。虽然在“诱奸”的过程中，他曾得到“新时代创作标兵”“人民作家”、“人民代表”等等时髦锦衣和“高级化妆品”，但不久，他就“门前冷落车马稀”，失宠成罪人，唯有自沉太平湖……他牺牲了自己的情操，牺牲了自己的思想，得到的却只是人民的“贰臣”、“人民的敌人”、“牛鬼蛇神”。好似一个美女，离开了自己的“前夫”（人民），投靠了一个强人，可是强人在蹂躏之后，居然又逼他自杀了。女为悦己者容，中国的文化人多半像女人，总是爱用才华变色相，招徕强人，结果又多半为强人先侮后弃。这就是老舍命运的实质。
如果说老舍等名人被“诱奸”，尚因作家们太天真，不懂历史，可是一代明史专家吴晗，何以也一样被“诱奸”了呢？吴晗可是专门研究过“诱奸前辈”钱牧斋的呀！其《社会贤达钱牧斋》写得多精采呀。那时还是一九四八年。然而鬼使神差，如此清醒的吴晗先生，依然跟着一大群“新文人”们一步一步走向“诱奸”之途。
吴晗的“诱奸”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李辉考证得清楚，那是从修改的《朱元璋传》开始。《朱元璋传》一共改了四次，从一九四八年送呈毛泽东提意见后，就开始了“不要把朱元璋写得太坏”，“不要把红军组织者彭莹玉写得功成身退”，“要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写，等等，这一次二次修改，最终是把原着的精采独到改成了“皇上”心中的朱元璋了。李辉从四十年代最初的《朱元璋传》中看到了后来的《朱元璋传》所没有的独到卓识：
“在《朱元璋传》中吴晗花费最多笔墨的是对文字狱的叙述。他对做了皇帝后的朱元璋的刻划，全是围绕这一点展开。他曾用文学的笔墨，生动地描写了朱元璋对文人的杀戮：‘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腿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Ｐ３５）这描述真是先见之明，多么像二十年后文革时，吴晗等一批文化人的受难画像啊！
“不过，写得最精采的还是对朱元障之所以大兴文字狱的性格分析。传记的最后一节是《晚年的悲哀》，他这样描述出朱元璋‘高处不胜寒’的精神状态：‘母族绝后，妻族也死绝了。到文正被杀后，诸子幼弱，基业还未稳定，孤零零一个人，高高在上，找遍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寄托心腹的，得撑持着，时刻警戒着，提心吊胆，不让别人暗算。正如驶着独木船，水把独木船冲得团团转，几十年到不了岸，看着水是敌人，礁石是敌人，连天空飞的乌鸦也是敌人，谁都要害他，都在讥笑他，讽剌他。从得了大权，做了皇帝之后，害了高度的紧张病，猜疑病、恐惧病。”这一节，又是多么先知先觉啊，提前写出了二十年后文革中“伟大导师”的“高处不胜寒”。
这样难得的真知灼见，终于被“诱奸”而殁。朱元璋的形像一步步变好，文字狱的残酷一次次减弱。只是因为，过去的朱元璋，可以说是影射蒋介石，而当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朱元璋就有影射新主之嫌了。本来有这个影射，有这个历史制约，很可能使“人民救星”有所借鉴自制，然而终于“诱奸”而去。一部佳作，最后阉割成平庸无奇。
仅此而已，也罢了。不幸的是“诱奸”在步步深入。胡适本是吴晗的恩师，是胡适指点欲攻汉史的吴晗：“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吴晗复信表示了莫大的感激：“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Ｐ３８）如此近乎赞歌的感恩信发出几十年后，吴晗在被“诱奸”之中，居然说出了钱牧斋似的语言：“一九六二年，吴晗两次接受《北京日报》记者的采访，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强调的是自学他这样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Ｐ３９）这时的吴晗，分明和投靠清廷的钱牧斋一个腔调了，把先前恩师说得一无是处，一如钱氏把明朝骂得不能上口。正是在如此“诱奸”之昏态下，吴晗才写下了《海瑞罢官》。他听说毛泽东要提倡学海瑞，便赶紧投其所好写海瑞，哪知正如清代一些文臣给皇帝祝寿，效忠词竟被误认为有讽刺而掉脑袋，《海瑞罢官》终于因为受执政者的特殊需要而作了替罪羊，吴晗最终也走到始乱终弃的“诱奸”未途，自己和妻女都先后含冤而死了。这个在不少公开场合大谈“红太阳”如何对他的《朱元璋传》提出英明的修改意见的学者兼副市长，终于尝到了他遵旨删去朱元璋文字狱酷事的恶果。如果我们不含恶意，民间一句“自作自受”的俗话，也未必不能送于吴晗。
文人们为何如此难逃“诱奸”的恶运？李辉笔下的冯雪峰一语中的。“那是五十年代初，儿子入党前填写表格，冯雪峰特地谈了自己的性格脾气。他建议儿子在‘家庭出身’一栏里，不要填‘革命干部’，而是填‘职员’。他说自己尽管参加过长征，做过多年地下工作，但作为知识分子作家，其特性都是属于自由职业者的范围。”（Ｐ１４２）的确，众多文人遭“诱奸”，皆因把自己当作了“革命干部”，而忘记，文人本应是个自由思想者。“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身份和思想上都以‘自由流动’显其特色，我们在战国所谓‘游士’的身上也找得出这种痕迹。但中国的士多以‘道’自任，这就近乎西方古代和中古的宗教型知识分子了。”（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Ｐ１１４）很可能，正是“以道自任”的中华文化传统，使新一代知识分子乐于以“革命干部”自居。倘若新一代知识分子全面继承传统，有“处士横议”，为“王者师”的气概，坚持“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人主想诱奸全体文人的企图就不一定能得逞。
自然，仅仅从一方面来说“诱奸”，似乎责任主要在于文人们自己把《国际歌》没唱好，没有真正按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真理行事，总是想依附什么人，总是想“士为知己者死”。而从另一方面想，“诱奸”的另一原因显然在于“人主”。从中国历史上看，历代皆有“诱奸”文士的人主，但总括起来，似乎于今为烈。在帝制之时，无论多么伟大的皇帝，开明如唐宗、宋祖，酷烈如洪武、雍正，他们归根到底不过在追求“礼乐由天子出”，而治国的主义、思想、路线，则还是来自诸子百家臣下。孔孟之道，程朱之学，都是历代皇上奉为治国之主义的思想，但历代皇上并未想到这思想这主义，非得我天子自出才光荣，才有权威。所以历代皇上纵有诗文万卷，也从未公费印发全国，要求当作“红宝书”来天天学，月月读，年年看。所以这时虽然有“诱奸”现象，但不被“诱奸”者还是不少，如明代，王阳明虽是一个省级官员，但其思想“心学”却比皇上的思想更风行全国，而皇上也终未不以为然。对于王阳明来说，他虽是为皇上当臣仆，终究坚持了卖艺不卖身枣他的心是自由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而在清代，即便那样残酷的文字狱，黄宗羲、顾炎武等，也终究可以坚持自己的思想，不合作、不被“诱奸”。由此可见，在帝王制的封建时代，由于皇上并不追求皇上必须是思想家、哲学家，他诱奸文人的范围与欲望就要小许多。可是后来，由于俄国的影响，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革命领袖必须是思想家，治国之思想，必须是自己的，否则不成其为领袖。这个行规一出，可就麻烦了，于是一人之下，再不得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了，任何人都得以一人之思想而思想，以一姓之喜好为喜好。在这个背景下，其“诱奸”之对象，可以说，普天之士，概莫能外了。李辉笔下的胡风、冯雪峰，其受整受磨，皆因为他们部份坚持自己的思想。胡风坚持自己的文艺观，冯雪峰则坚持鲁迅思想，而人主虽然也喜欢鲁迅，不过是鲁迅在人主受王明迫害时，抨击过王明之类。人主并非是要借鲁迅思想而教育天下，鲁迅思想也必须纳于人主思想之中之下才行。有人不照此办理，即便是鲁迅在世，自然也一样要难逃悲剧。如若 “诱奸”不成，那便硬打击，扔你进文字狱！即便如陈寅恪那样的特许了可以有所独立的思想英雄，最终也仍旧被窒息而死。
就像中药一样，好几味药材一起熬药，治病的效果才最佳。读书也如是，同时读几本书，如我此时，既读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又读李辉的《风雨中的雕像》，再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陆健东《陈寅格的最后二十年》，诸书融汇，才可能真正想通一点问题。从《士与中国文化》，可看清中国几千年的士之地位、命运，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明晓中国上个“诱奸时代”的特色，从《陈寅格的最后二十年》，可欣慰中国终有一个真正未被“诱奸”至死不低头的学者魂，而细读李浴斗缬昏械牡裣瘛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