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当权那十年，我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做好事情，如下田种地。而随众呼喊，以“最高指示”骂人，似乎既算不得好事，也非坏事。不过也不尽然。我就记得在自己被“解放”那天的全体大会上，一个革命群众循例发言，骂我是“狗胆包天”。这句话竟使我一直牢记，无法忘怀。（其实像这种坏话，自己岂有不讲之可能？）好事呢，也还是做过的。就在我已经被“解放”之后，在干校里没有被调回京的时候，那一段暂充连指导员，搞专案，任务是把前一段军宣队和造反派所定的案重新审查一番。这时，地方军宣队已换了班子，对前案弄不清，更无精力去细细审查这些糊涂账。于是我钻了这个空子，自己做主来搞这些所谓“专案”，取消了几个荒谬透顶的所谓“结论”：例如那些“结论”把一个从不认识吴晗的人，说成与吴晗勾结；把一个前八年公安部就早已查清没问题的人，又说成“特务”；把共产党自己的机构名称套在国民党头上，然后给人定罪……分辨了这么几件有些政治常识的人都能分辨的事，却使我觉得心里极愉快，夜里开始睡得香了。多年对我冷冰冰的下级，如今见我也有了笑容。我回京探亲没有几天就急着要回干校办我这些没有完的案子。杨述奚落我：“忙什么，你这数不上数的干校小官！”我撇撇嘴，说：“算不上官的小官！可是我做这些年工作，还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做得高兴哩！”
所以说，别人的文章只讲自己在干校受的苦，我除了受苦之外，倒也有些安慰。
1973年，我离了干校，回原单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实则是回到了真正的囚笼，真正去做自己应当忏悔的事情去了。
我虽不再当领导，上有军宣队，却也算做了社领导小组的一员，管业务，就是管组稿出书。但是，这时哪里还有什么作家来写稿出书呢？有的进秦城监狱了，有的下干校了。要出书，就要靠“工农兵”。换句话说，靠不写书的人来写书。我才从干校回来，那些先回来的被结合的“革命派”就告诉我，今后一切必须依靠党 －－先依靠党委选定主题和题材，再依靠党委选定作者，然后当编辑的去和作者们研究提纲；作者写出来，再和他们反复研究修改，最后由党委拍板。至于“三突出”等等原则，不必赘述。
我心中想定自己的原则，今后决不再发表只字作品。但是对于别人的作品，我却不得不管，无法逃脱。于俏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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