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中弥漫着斯特劳斯轻柔的小夜曲，手中高脚酒杯里艳红的葡萄酒在轻轻地流淌，面前那镶着铜边的椭圆形玻璃餐台上，是一盆横斜怒放的茶花。如果不是窗外红色的霓虹灯在一闪一闪地显示出“办好奥运，为国争光”的中文大标语，一瞬间，我竟有些恍惚起来，忘记了自己身在何方，又为何会坐在这里？面前这一位浑身珠光宝气，头发如同贵妇人一样高高在头上盘起来的总经理夫人，真的就是当年和我一起插队的小梅，那个梳着两个羊角辫的纯朴少女么？可是她轻轻笑起来的时候，颊上分明还是那两个浅浅的酒窝。也许，正是这两个熟悉而又陌生的酒窝，把我的思绪无端地带回到了二十多年以前下乡的黄河岸边……
那里，可怕的贫穷，落后和感人的纯朴，善良交相混杂。既有黄尘敝日的的沙土窝和一望无际的白花花盐碱地，又有千里堤上雄奇壮丽的长河落日，还有水塘边牧童唱晚的农家欢乐。正是在那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苦熬了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的四年之后，我们大队里的十几名插队知青们各显神通，不是被招工回了省城，就是进了县办工厂，连最差的也去了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勘探队成了拿工资的国家正式职工。到了最后，村里只剩下了我和北京来的小张，还有梅家兄妹俩个来自广西柳州的知青。我们四个人孤零零的，形影相吊，无论走到那里遇到的都是老乡们怜悯的目光－－别人都回城市工作又和家人团聚去了，只有我们成了可怜的弃儿。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们来自外地大城市，而本地的工矿企业招工时毫无例外，都是只要本地的下乡知青！用我们无可奈何的话来说，就是自己突然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二等公民”。
根据本省当时不成文的土政策，每一个工矿企业在招工时都优先照顾自己的职工家属。偶尔有几个剩下来的招工名额，也都立刻成为关系近，后门硬的人们的争抢对象，那些热门单位人事科的大门更是让近乎疯狂的家长和知青们挤破头……那一段时间里，人们说的，做的，想的，谈论的，奔走的，甚至梦中想到的都只有一件事，尽快脱离近乎赤贫的农村。为了这一个共同的目的，人性中的自私，贪婪，丑恶，发挥到了极致；而社会上充斥的虚伪，冷酷，野蛮，也暴露到了顶点。
当时刚刚二十出头的我，一个人常年飘零在外，远离父母家人。既无钱给大小干部们送礼，更无有权势的门路可走，我所有的，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