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年前母亲把我送上了火车，从那以后，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探索这个世界，二十年里，从北京到上海，从广州到香港，从纽约到华盛顿，从南美到南非，从伦敦到雪梨，我游荡过五十多个国家，在十几个城市生活和工作过。每到一个地方，从里到外，就得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而唯一不变的是心中对母亲的思念。IP电话卡出现后，我才有能力常常从国外给母亲打电话，电话中母亲兴奋不已的声音总能让我更加轻松地面对生活中的艰难和挑战。然而也有让我不安的地方，那就是我感觉到母亲的声音一次比一次苍老。过去两年里，母亲每次电话中总是反复叮嘱：好好再外面生活，不要担心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不要想着回来，回来很花钱，又对你的工作和事业不好，不要想着我……说得越来越罗嗦，罗嗦得让我心疼，我知道，母亲想我了。
母亲今年七十五岁。
我毅然决定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搁下心里的一切计划，扣下脑袋里的一切想法，回国回家去陪伴母亲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只是陪伴母亲。
从我打电话告诉母亲的那一天开始到我回到家，有两个月零八天，后来我知道，母亲放下电话后，就拿出一个小本本，然后给自己拟定了一个计划，她要为我回家做准备。那两个月里母亲把我喜欢吃的菜都准备好，把我小时候喜欢盖的被子“筒” 好，还要为我准备在家里穿的衣服……这一切对于一个行动不方便的，患有轻微老年痴呆症的75岁的母亲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你肯定无法体会。直到我回去的前一天，母亲才自豪地告诉邻居：总算准备好了。
我回到了家。在飞机上，我很想见到母亲的时候拥抱她一下，但见面后我并没有这样做。母亲站在那里，像一只风干的劈柴，脸上的皱纹让我怎么也想不起以前母亲的样子。
母亲花了整个整个的小时准备菜，她准备的都是我以前最喜欢的。但是我知道，我早就不再喜欢我以前喜欢的菜。而且母亲由于眼睛看不清，味觉的变化，做的菜都是咸一碗，淡一碗的。母亲为我准备的被子是新棉花垫的，厚厚的像席梦思，我一点也不习惯，我早就用空调被子和羊毛被了。但我都没有说出来。我是回来陪伴母亲的。
开始两天母亲忙找张罗来张罗去，没有时间坐下来，后来有时间坐下来了，母亲就开始罗嗦了。母亲开始给我讲人生的大道理，只是这些大道理是几十年前母亲反复讲过的。后来母亲还讲，而且开始对照这些道理来检讨我的生活和工作。于是我开始耐心地告诉妈妈，那些道理过时了。于是母亲就会痴呆呆地坐在那里。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发现母亲由于身体特别是眼睛不好，做饭时不讲卫生，饭菜里经常混进虫子苍蝇，饭菜掉在灶台上，她又会捡进碗里，于是我婉转地告诉母亲，我们到外面吃一点。母亲马上告诉我，外面吃不干净，假东西多。我又告诉母亲，想为她请一个保姆，母亲生气地一拐一拐在房间里噼啪噼啪地走，说她自己还可以去给人家当保姆。我无话可说。我要去逛街，母亲一定要去，结果我们一个上午都没有走到商场。
每当我们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母亲总以为儿子已经误入歧途，而我也开始不客气地告诉母亲，时代进步了，不要再用老眼光看东西。
和母亲在一起的下半个月，我越来越多地打断母亲的话，越来越多的感到不耐烦，但我们从来没有争吵，因为每当我提高声音或者打断母亲的话，她都一下子停下来，沉默不语，眼睛里有迷茫－－母亲的老年痴呆症越来越严重了。
我要走前，母亲从床底下吃力地拉出一个小纸箱，打开来，取出厚厚的一叠剪报。原来我出国后，母亲开始关心国外的事情，为此他还专门订了份《参考消息》，每当她看到国外发生的一些排华辱华事件，又或者出现严重的治安问题，她就会小心地把它们剪下来，放好。她要等我回来，一起交给我。她常常说，出门在外，要小心。几天前邻居告诉我，母亲在家看一曲日本人欺负中国华人的电视剧，在家哭了起来，第二天到处打听怎么样子才能带消息到日本。那时我正在日本讲学。
母亲吃力地把那捆剪报搬出来，好像宝贝一样交到我手里，沉甸甸的，我为难了，我不可能带这些走，何况这些也没有什么用处，可是母亲剪这些资料下来的艰难也只有我知道，母亲看报必须使用放大镜，她一天可以看完两个版面就不错了，要剪这么大一捆资料，可想而知。我正在为难，这时那一捆剪报里飘落下一片纸片。我想去捡起来，没有想到，母亲竟然先捡了起来。只是她并没有放进我手里的这捆剪报里，而是小心地收进了自己的口袋。
“妈妈，那一张剪报是什么？给我看一下。”我问。
母亲犹豫了一下，把那张小剪报放在那一叠剪报上面，转身到厨房准备晚餐去了。
我拿起小剪报，发现是一篇小文章，题目是“当我老了”，旁边的日期是《参考消息》2004年12月6日（正是我开始越来越多打断母亲的话，对母亲不耐烦的时候）。文章择选自墨西哥《数字家庭》十一月号。我一口气读完这篇短文：
当我老了
当我老了，不再是原来的我。请理解我，对我有一点耐心。
当我把菜汤洒到自己的衣服上时，当我忘窃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