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下午接到美国之音记者丹尼尔先生从北京的来电，丹尼尔先生希望就顾则徐先生被捕一事进行核实，并就其他一些事情采访部分民运人士，当时因为语言的障碍通话时间很短，未进行约定。通话后天水说准备接受丹尼尔先生的采访，并随后给丹尼尔先生发了电子邮件，表示愿意接受采访并邀请丹尼尔先生到杭州进行采访。
24日我和天水到杭州市区办了一些杂事，下午6点左右回到他外甥的临时住处，因为是平安夜，我和他喝了300克白酒，吃了点咸菜，接着就上网了，本来天水想看邮件和给朋友回信，由于进一段时间杭州网络封锁特别厉害，根本无法打开网页，只好通过QQ和朋友聊天，到7：30分左右杭州公安局石桥派出所3位警察敲门进入，要求查看我们身份证，在天水的要求下其中的一位警察才出示了警官证件，看完身份证后其中的一位警察就用手机通知说我们在那里，天水问他们有什么事，其中的一位警察说我们也不知道，等上级来了就知道了。
约15分钟后，来了两个人，说是杭州公安局政保处，其中一位说是杜警官，未出示证件。当时问了我们是什么时候到杭州，为什么到杭州，我和天水关系等问题，我和天水都说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关系，我是来做生意的。我要求他们归还我的证件，他们说“谁让你在这呢，我们就只好麻烦了，你也一起到派出所”。然后天水问他们这是什么性质的拘捕？有没有书面东西？他们说是口头传讯，没有书面东西。
我们一起被带到了杭州公安局石桥派出所后，天水被带到会议室，我被带到警察办公室，之间有来了一位警官，可能是国保支队的，问了我一些简单问题就走了，后来再没人问我也不让我走。大概到11：30左右，国保支队杜警官过来把我的证件给我，要我自己回去，并告诫我不许说当晚的事，同时说我在杭州做不成生意，责令我尽快地、最好是第二天就离开杭州，说如果我不听话没好处，警察会天天到我住处查看。我问天水是否也回去，杜警官说他是肯定回不去了，也不要再问了。
我离开石桥派出所后立即和张林通了电话，告知情况。回到住处后，我就立即让天水外甥张远给天水送衣物和牙具，和张远到石桥派出所后才被告知，天水已被杭州公安局国保支队带走，我和张远就打的去杭州公安局，到门口后，武警不让进，说必须要里面人出来带才能进，张远就给国保支队打电话，他们先不承认抓人，后有说人已拘留，不在拘留所就在看守所，问他们凭什么抓人，他们说不能讲，等核实完张远的身份后，需要时会通知的，就这样当晚我们再未见到天水。
25日，上午我让张远给杭州公安局国保支队打电话，核实天水到底在哪，如在拘留所或看守所，我们就马上去，必须搞清人在哪和给他定的罪名。但杭州公安局国保支队一直推三阻四不讲。我就让张远继续和他们缠，我回去收拾衣物，如他们不给消息，就一个一个地方跑。我回去后才发现房子已被搜查过，显得凌乱，天水的手提电脑和两个包还有通讯簿等已不见。我正在收拾时，张远电话告知说天水回来了，并有两个人跟着正在去我和天水的住处。当时时间约10：15。天水回房后即有两位警察一直跟着，要求他快把东西收拾好回南京，天水收拾好衣物后，他们就把他带上车，有四位优秀“保镖”“护送”回南京。我也在当天被迫离开杭州。
和天水朝夕相处的时间里,我认为他是一位诚实友善，意志坚定，做事谨慎的优秀的民运人士。他不可能、也无法有任何的违法行为。此次抓他，完全是当局欲加之罪的又一次体现。在这段时间，我充分感受了当局对民运人士实施的种种违反人权的做法：一是电话监听，无论你怎样换号，当局都会很快就知道。你的所有通话都会被窃听，根本毫无隐私；二是行踪被跟踪监控，你的一举一动都是透明的；三是网络封锁，让你和外界很难联系或将你的很多时间和精力、物力消耗在如何突破封锁上；四是经济封锁，不让你和可能资助你的亲友做成稍大点的生意和挣高薪，让你每天把大部分精力消耗在生存上；五是感情封锁，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阻止亲友接近你，使你在感情上长期孤立寂寞。
我非常敬佩天水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压力，我决不会离开这样优秀的兄长，我真诚的希望善良正直的人们，给天水等这样无私为民运事业牺牲一切的人，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谢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民运的人们，向所有从事民运事业的人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