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领导人的评价并不在于他想了什么说了什么，而在于他做了什么。我们要的不是一种理论上无可挑剔，言词上完美无缺的主义，而是其缺陷在人类的认识范围内能够接受的主义。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不可避免的无知上的，那些所谓的“最伟大”、“最正确”、“最客观”的词语恰恰否定了这一前提，并以此为藉口强要求多数人去走一条少数人所发现的“唯一而正确的道路”，追求一个高不可攀的终极理想，邱吉尔讲过：“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我们目前还找不到一种比民主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只得采用民主制度。”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本身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理想，社会把对理想追求的神圣权利平分每一个人，倒是那些专制社会却异常热心于构建一个人间天国，一个国家越专制，其理想越伟大，而官方的调子唱的越高，弄到最后连自己也感到高处不胜寒，而如我等草民也只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了。
忘我是一切乌托邦的道德律令，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里，个人可以有自己独立的人生追求，专制社会则不然，个人的精神追求不是出于自发而是往往带有强制性的被导往社会追求，更隐蔽的专制政府则通过一个正义的目标将人诱入乌有之乡，用目标的善来证明手段的善，用目标的善来为行为的恶开脱。还是那句话，我们在评价一个领导人时，并不在于他想了什么，确立了什么样的善良意图，而在于他他到底做了什么。一个一天到晚高论马克思主义的人未必就懂得马克思主义。就算是马克思本人，他说到底也只是一个学者，他从来没有领导过某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未在革命成功后去领导过其经济建设，他只是给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理论上证明。用黑格尔的话来讲：“一种哲学它诞生于一定的时代，那就必然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人很难超越时代，更不可能有一种终极的理论。
古往今来，有多少事物没有逃脱过毁灭的命运，星星会消失，连宇宙这个东西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终结的一天，没有理由只有政治理想存在终极的概念，这个世界世界只有终极的毁灭，没有终极的永恒！
让一个虚无的假像被大众所接受，除了各种各样的强制性措施外，洗脑是最重要的，洗脑之可怕在于洗脑人不知道被洗脑，将谎言深深刻入骨髓之中。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道出了其中的奥秘：“谎话说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我们要小心不要被一些不完整甚至虚假的资讯所蒙骗。我们的政协领导人是党发工资的，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它们的最高负责人也是党发工资的，我们的妇联，学生会，工会，这些“群众组织”，它的最高负责人还是党发工资的，中央一有什么指示，下面马上就会有一批“文化工作者”来“研究”、“讨论”，一层一级的党校来组织人员进行学习，我们这些老百姓看到的则是会议上众口一词的鹦鹉学舌，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同样的生活观点反映在同样的生活态度上，在对思想加以排斥的喧闹声中，真实越来越难以被听到，而古老的赛凡提斯智慧，他曾告诉我们认识真理是如此之困难则显得笨拙而多余。
共产党所要的并不是一群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而是一帮随风而倒的应声虫，所谓党指向那里你就跟向那里，始终与党保持一致，不符合党的见解的都被批判为异端，都要组织人员进行批判。可悲的是，有那么多的中国民众却被蒙蔽，在多年的政治洗脑中将党和国家等同为一回事，认为爱党就是爱国，爱国就必须爱党，爱国心是最便宜可利用的道具，是恶党们最后的靠山，打着爱国，为人民服务的名义的人往往是最狡猾的独裁者，他们一方面以人民的姿态来发言并掌握权利，另一方面又用政治高压来迫使人民缄默不语。所以有人说，中国的特色便是一小撮骗子，指挥着一大群哑巴。
在国家真正危难的时候，那群骗子是逃的最快的卖国贼，苏联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一但解体只用了3天就轰然倒塌，而最后的结果则由处在最底层的民众来承担，他们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在利益分配中属于弱势，但偏偏是由他们来为独裁者的倒行逆施买单，在民主社会社会问题该由选择不合格当政者的民众本身来承担，而在专制社会，民众在连基本的人生自由权都没法保证的前提下只得屈从于“伟大的领袖”，久之就渐渐变的麻木，一个没体验过自由民主的民族在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下亦不会知道个人权利的可贵，专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民众对于专制政体的认同，正是“三流的民众绝对产生不了一流的政府，摧毁旧的制度不能靠大革命，就算把中南海处处拆成瓦片也不能保证有一个更好的政府取而代之。”
共产党的所做所为比任何政党都符合马克思对统治阶级所下的定义，所谓的共产国家不过是将镇压变成制度，并在一定的阵发阶段将其上升为一种统治方式而已。共产主义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宗教，也只有宗教思想拍芏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