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这是我们心里的歌。
现在有人说，那种感情是一个人年轻时幼稚单纯的感情。我想，那其实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当时都处在那么单纯到透明的时代的感情啊！不止我们这些年轻人，我就见过足以做我的父辈的也和我们一样！（谢老觉哉、李老六如、鲁老佛如、钱老来苏、董老必武……我是都见过。也认识的。）
到1982年，有一个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其中一个科学家告诉他：“我是 ‘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我间接地听到了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大的事件，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我能置身其中是很荣幸的。但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深感道路之曲折。我在边区第一次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是“审查干部”，后来改名“抢救运动”。
我第一次听到“审查干部”这个名词是在绥德地委的院子里。组织部长白治民按照中央的部署给我们作报告。我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自搬凳子，沐浴着阳光坐在空气清新的大院里，完全是一次机关里的普通会议。白治民站在我们的面前。他说：“现在要审查干部了。我们是党员干部，当然应该亮出自己的历史来接受党的审查。”我当时一听就想：这是当然的，还有什么疑问？我的一切历史（极其简单的历史，一个想革命的学生投奔延安）早就全亮出来了。还要多详细我就补充多详细，那还有什么说的？可是，接着他讲的是：“如果党怀疑我们是特务，是特务的，那就要如实交代，不允许任何不老实……”
天！审查干部是在说干部，怎么扯到特务上去了？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失口说错了话，要不就是他没把中央文件看清楚，这分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两回事，怎么搅在一起？
可是，转眼之间运动就掀起来了。
当时我和我的爱人杨述在地委编《抗战报》。领导上告诉我们，绥德师范学校发现特务窝，要我们即往报道。几天内绥德师范就被封锁了，门口站上了岗，不允许我们再进去。我们两人本来都是在绥师教过书的，这里竟有那么多的特务，实在使我们震惊。当时只有埋怨自己政治嗅觉太迟钝，敌我不分；只有一面赶紧接受阶级教育，一面抓报道，天天连夜看材料。
开始时，那材料的轮廓大致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原国民党的省立绥德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他们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特务的范围在绥德本地的师生中间。一下子，本地人都成为受怀疑的对象。我们到绥德师范去听特务“坦白”会。在大礼堂里，只见一个比桌子略高的学生上台去坦白，自称是“特务”。还记得一个叫白国玺的小青年上去说：是特务组织指示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个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后来呢，“运动”越搞越深入，绥德师范的“整风领导小组”给我们交来了他们“深挖”出来的特务材料，让我们登载。原来绥德师范还存在着特务美人计。领导人就是杨述所熟识的一个语文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不认识那个被称为“美人队”的队长，私下向另一个熟识的教师打听，他说：“是个20岁的姑娘，喜欢说笑，哪里想到她会是川岛芳子！”可是那位被称为“特务头子”的语文教师栾丁生就在大会上讲：“刘锳（她的名字）走了，后来不大容易找到她这样的特务女性……”
真的是特务女性啊！于是我们把一个女学生刘国秀写的标题为《我的堕落史》的文章登了报。我是深信不疑的。而这样的文章一登，后面来稿就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现出6岁的小特务！这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仍然不怀疑。直到有一次，我们报社新来了两位年轻的文书，其中一个人的小弟弟，就是新近被登报点名的小特务。我问她：“你弟弟怎么会参加了特务组织啊？”对这样的一个理应惊心动魄的问题，她只报以淡淡的一笑。她说：“他啊？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思痛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