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要钱不要人”的立场，有华文媒体悲从中来，称该文将侨民对中国文化认同的诉求变成了充满敌意的道德审判，“给一腔热忱的海外华人浇了一盆初冬的冷水。”限于篇幅，我在本文不探讨双重国籍可行性的技术细节，只接《环球时报》那篇文章的话茬，谈一个人是否可以忠于两个国家？什么时候可能？
从法理上讲，国家是“政治人”之间的一份契约。国家权利是人民权利的集合，国家作为主权的载体，必须以维护让渡权利者的权利为主要目标。否则，这样的国家形式就是霸王合同，没有合法性基础。现实当中，国家既可能是讨价还价的产物(如美国制宪建国)，也可能是出于强买强卖(如红色高棉时的柬埔寨)。米奇尼克面对波兰人的崇高理想被贱价变卖后曾发出感慨，相信上帝，但不相信教会。忠诚与不忠诚，不过是“政治人”，包括个人或群体履约或毁约。世易时移，参照系不一样，忠诚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国家价值的可塑性，决定了国民忠诚的不可靠性与可变更性。它可能从忠诚向不忠诚变化，也可能从不忠诚向忠诚变化。
其实忠诚的内涵也是相对的。当年希特勒对德国的“忠诚”无人怀疑，然而今天，没有人否认他是德国历史上举世无双的“败国子”。六十年前，一位叫施陶芬贝格的德国军官组织一群同僚刺杀希特勒未果，被当成“叛国者”处决。当历史翻过这幽暗的一页，人们发现这位军官对德国的忠诚比元首的有意义。
回到中国的现实，我也看不出国籍与忠诚有什么必然联系。否则，你无法解释那些言必称“忠诚”的公仆如何会提着整箱子现金逃离满天下。与之相反的是，许多华人华侨，励志苦心、十年磨剑，纷纷归国创业。依我看，以国籍对号入座说忠奸，就像躲在意识形态的黑屋子里喊口号，即使心怀好意，也会黑得一塌糊涂。
或者，我们不那么骄傲，放下“民族英雄”、“国家荣誉”等高不可攀的字眼，就像讨论土耳其与德国争夺双重国籍的足球队员一样置身事外、心平气和。我们将“忠诚”视作在各个“国家市场”之间流通的特殊商品。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近年来中国政治的进步受益于承认了人的欲望的合法性，⒅鸾プ鹬厝嗣茄≡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