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组社论问世的同时，博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为《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的书，可以说和《大纪元时报》的社论相映生辉。书的主编是何清涟女士。何清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她对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转型的分析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何清涟主编的这本书收集的文章都曾经发表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上。
《当代中国研究》是一份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学术刊物，近年来发表了大量有深度的文章。何清涟从这些文章中挑选了20篇历史论文，从揭露历史真相的角度将它们汇集成册，完成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学术工程。
这本书中的20篇文章涉及了中共建政以来各个方面的历史真相，从知识份子政策到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从文革中的大屠杀到样板戏，从三年灾害到三峡工程，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广阔的历史画面。但是，如何清涟在书的序言中所说，把所有这些文章放在一起，“聚焦于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解构虚假的历史……如果人们对历史有了真正的了解，就必然会质疑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以及当局的政治合法性。”
何清涟进而提出，这些文章所揭露的历史真相表明，中共政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给人民和社会所带来的灾难是国家罪错，是“依靠他们掌握的组织资源与军事资源”实施的国家非正义行为。正因为这些灾难具有国家规模和体制性质，对它们的追究并不能归结到少数领导人身上，并不能以犯下这些罪错的领导人已经不在人世或者已经不再掌握权力而告终。今天中国的领导人是过去的领导人一手挑选和提拔的，是在那个体制下爬上来的，是过去领导人的继承者，因此他们应该对这些国家罪错负有政治补偿和政治道歉的责任。
作为事实的“国家罪错”几乎和国家政权本身一样古老。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满洲政权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事例，更不用说那些莫须有的文字狱。在世界历史上，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蒙古帝国对异族的屠戮、以及西班牙帝国对美洲印第安民族的灭绝性征服也是以国家政权的名义和力量所犯下的罪错。
这些国家罪错之所以不可饶恕，是因为它们用大规模的组织和暴力去残害的是不但没有反抗能力、甚至也没有反抗意志的弱者和无辜者。
但是“国家罪错”开始进入政治和法律意识，是在二十世纪晚期，这并不是偶然的。二十世纪是国家罪错泛滥成灾的时代，纳粹的种族灭绝和日寇的南京大屠杀是举世皆知的。
在美国，中小学生都知道自己的政府在二次大战期间曾经把大量日本裔美国公民强制迁入集中营。尽管没有发生虐待，更没有害死一个人，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在美国的历史课上这段历史一直是反面教材。美国政府后来不但道歉，而且作了赔偿。
国际上最著名的承认国家罪错的领导人是西德总理勃兰特，他1971年在访问波兰时跪在纪念被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纪念碑前。在那以后很多国家领导人都为他们国家曾经犯下的罪错向受害者道歉。
然而，正如何清涟指出的那样，中国是“国家之罪”频繁发生的国家，但中共当局从来没有为此作过任何道歉。中共不但不道歉，反而精心掩盖历史事实，实在掩盖不了的，便用“平反冤假错案”来让受害者感恩戴德。中共还大肆宣传“老一辈革命家”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以此告诉人民：你们所遭受的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这种体制下生活的人，绝大多数从来没有听说过“国家罪错”这个概念。
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的出版，有助于在中国人中普及”国家罪错”这个概念。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这个概念之时，也就是中共的“国家罪错”被清算之日。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书林漫步节目。主持：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