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正:我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

发表:2004-12-09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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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我带职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马列学院整整两周年,我受到马列主义理论和部分文化课的较全面的训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有了提高。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极为简单的。那时,我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平分土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1943年,我在应县任县委常委兼民运部长,曾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说战争胜利后,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归农民自己,连公粮也不用缴。解放战争时期,我学习了一些苏联的东西,知道了农民要搞集体化,按劳付酬。解放后,在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我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就是集体化、大生产少苏维埃加电气化”。到了马列学院,经过系统的学习,我认识到: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除了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外,国内的任务主要是提高生产力,使国家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马列学院的功课共有22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共(布)党史、中**史、世界史、中国史、汉语语法修辞,等等。《资本论》也看了个轮廓。在我的一生中,这一段读书最为系统、全面,新闻理论、新闻技巧,全学了。两年后毕业时,意气风发,我想,自己本来有一些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次又掌握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又有刚刚结束的“八大”精神,我正年轻,只32岁,只要兢兢业业拼命干,后半生是可以为党和国家干些事情的。

哪想到,从这以后,反倒逐渐开始了我在政治上受挫折,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的时期。

    从盲从到有点独立思考


  1956年9月,我从马列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这时,党内“左”的错误慢慢膨胀开来,以后是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一个运动挨着一个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大的考验到来了。

   从1950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15年多的时间,是毛主席由正确路线逐渐向消极方面转化的一个渐变过程。1956年以后,向消极方面的转化加速,越来越快地向‘深渊”滑去。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正确一下,错误一下,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不好。作为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一个组织者,是不可能离开或回避党的这一历程的。我所谓的考验,就是如何对待党的这个趋势,核心问题是搞不搞主观主义,敢不敢实事求是,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我在这个考验面前,有时顶住了,有时跟着犯错误。犯错误,有时是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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