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笔者认为，说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与元老们的分歧，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较量”，大致可以接受。但是，将其提升为“民主派与专制派的较量”，窃以为过奖了胡赵。所谓民主派，必须是拥护民主政治才配得上这个称谓。但是究胡赵一生的所为，距离拥护和实行民主政治还十分遥远。胡赵从来没有提出过放弃一党独裁，从来没有提出过在中国大陆实行民主政治，他们的所有作为，不过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独裁专制，而作的小修小补。即使说到赵紫阳先生在八九民运中反对武力镇压学生，其实也只不过是在如何处理民运的手法上和邓小平意见分歧而已。当年的学生运动既没有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的口号，赵紫阳先生更没有这样的理念。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两个土八路出身的农民，对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几乎是一无所知，又怎能要求在他们的身上开始实行民主政治呢？对他们作出如此不合实际的评价，不是等于说偌大一个中国，居然找不出一个对民主政治有认识的人？岂不是对全体中国人一个极大的侮辱？
单拿赵紫阳先生来说，五十年代他在广东曾经是极左派陶铸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得意的学生。广东省的“土改”、“镇反肃反”、“反地方主义”等等曾经给广大广东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政治运动，受害者中包括了许许多多无辜的民众，也包括了许许多多曾经和赵紫阳先生一样，为共产党的理想奋斗牺牲的党内同志，由此，两个人后来才得以踏着广东千万无辜受害者的血迹步步高升的。五十年代初，叶剑英、方方持“广东特殊论”，在广东实行温和土改，被毛泽东指责为“右倾路线”，派陶铸来广东主持土改，中共中南局的第一、二、三书记叶剑英、张云逸、方方都因此被陶铸排挤离开广东广西，连叶剑英亲自挑选来广东的赵紫阳也对他们落井下石。赵紫阳从河南信阳地委书记调任中南局秘书长兼土改主任，协助陶铸实行所谓“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极左路线，亦即是每条村都要杀人流血才算过关。在土改及其后的肃反中大开杀戒，1951年5月开始，仅粤西区地主自杀已达1165人；1953年“土改复查”时，仅2月3日到3月6日一个月，自杀者又增805人，从中可见陶铸、赵紫阳在广东主持“土改”的恐怖。此外，陶铸、赵紫阳在广东搞的“反地方主义”牵连全省各级地方干部二万余名，很多人被打成“反党分子”，很多人家破人亡，蒙冤二十余年，包括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古大存和冯白驹。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来广州，陶铸、赵紫阳封锁消息，不让古大存知道。毛走后，古大存托李富春带一信问候毛泽东，同时也提到自己在“地方主义”问题上的“错误”。事因毛泽东在第七次党代会上规定中央委员有权直接写信给他，此信被李富春转交陶铸、赵紫阳；陶赵两人竟然在省党代会上当着七八千人面前，逼着古大存当场签下“永不翻案保证书”，当众羞辱曾经和他们一样为共产党奋斗了大半生的革命同志，由此亦可窥见赵紫阳私德一斑，所有这些，赵紫阳均难辞其咎，广东人民也不会忘记。(详情请阅杨立先生“古大存沉冤录”、David Shambaugh博士“赵紫阳的崛起和陷落”等)。
另外，笔者清楚地记得，当年中英会谈收回香港，导致香港人心惶惶，各行各业各民众团体纷纷北上向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反映香港人的忧虑。赵紫阳听得太多了，有一次不耐烦地公开反问：“我真不明白，你们香港人到底怕什么？……”，当时我在香港的报刊上看到一篇极具幽默和创意的文章，告诉赵紫阳先生香港人到底怕什么。文章说，香港人怕香港有一天会变成大陆的城市一样，人们随地吐痰、到处乱抛垃圾、随意横穿马路、搭乘公共巴士不排队，一拥而上、排队买票打尖、在公众场合大声讲话，旁若无人、在公园里脱下鞋子搓脚……；害怕无论办什么事都要走后门、害怕住医院开刀救命要先送红包、害怕不小心涂污了报纸或者讲错话会被拉去坐牢……。居然一口气列出了几十样香港人害怕的东西，而这些正是在当时的大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实。从赵紫阳先生对香港人的疑问看出，赵先生对这些“中国特色”早已经是见怪不怪，麻木不仁；反倒责怪香港人杞人忧天，少见多怪。由此亦可看出赵紫阳先生对西方民主世界的生活方式到底有多少了解，更遑论西方民主政治了。如此，又怎能对胡赵这样的土八路寄予民主改革的厚望呢？又怎能称他们为“民主派”呢？
至于余杰先生的文章“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将胡赵与元老派之争说成是“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及其爪牙们的较量”倒是说对了。百多年前清朝末年的中国社会和当今中共统治五十多年后的中国社会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1,清末康梁的“百日维新”和后来中共胡赵的“改革开放”最相同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没有也不敢触动造成中国数百年来积弱贫穷的腐朽的政治制度，“变法维新”和“母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