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的不说，就拿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权政府大清王朝的垮台来说吧。
按官方历史学家的分析，当时的清政府是内外交困，摇摇欲坠，只待武昌起义来推翻它了。我学历史出身，当然喜欢看历史书，但是还是经常不能够同意历史学家的一些分析；特别是中国的官方历史学家的话更不能全信。
从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清政府的统治能力来看，直到1911年10月，清王朝怎么也不象一个在两个月之内就会垮台的政府。它有完善的政府机构；有在当时世界上也算的上是现代化的军队；有一个到现在还值得称道的中央办事机构军机处；还有二千年的皇权观念为基础的人民。
可是如秋风扫落叶一样，昨天还是枝繁叶茂的，今天早上开门一看，天地依旧，但是黄叶却已是满地了。
为什么？我经常问自己。
一个关于武昌起义的小的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愿也能引起所有不愿意看到中国动乱的人们的注意。
1911年10月10日当天的白天，湖北省的政府机构还在正常的运行，把三个企图造反的党人（就是中学历史教科书上都说过的彭、刘、杨三烈士，现在湖北武昌的一条街道彭刘杨路就是为缅怀他们而命名的）砍掉了脑袋。到了晚上，湖北新军工程兵第八营里有几个老兵油子（其中就有熊秉坤）闲着无事在营房的一个墙脚里议论这件事情。这时，他们的哨长（相当于现在的排长）走过来了，见他们这么晚了还不睡，就骂了一句：这么晚了，想造反啊，作死！几个兵油子本来就对这个平时人五人六喜欢在当兵的面前作威作福的哨长一肚子的不满，听他这样骂，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时火起，对骂一句：造反就造反！拿出枪一枪就把哨长打死。于是兵变开始了。
这就是武昌起义最初何以发生的真实经过。后面的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而我想说的就是，武昌起义肯定不是一起有预谋的起义或者造反。起事的兵和造反的党人也没有组织上的联系，理由是：
一，党人如果和湖北新军有密切关系，何必还要辛辛苦苦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制做炸弹，到新军的兵营里去，什么武器没有？
二，如果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起义，那么在起义后为什么还要把黎元洪（湖北新军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的司令员或省武警部队的司令员）从床底下请出来？天下哪里有这样的事，造反了还怕权力不会用。
三，同盟会的革命领导人孙中山是在几天后，才从美国报纸上得知起义爆发的消息的。而他从美国赶回国内，更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后的事情。其他的革命党领袖如黄兴等也是在起义爆发后才得知消息，赶赴武昌的。
其实就这三点就说明了，造反不是有预谋的，只是社会的矛盾激化而已！而且把黎元洪请出来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多意味深长的含意在内。它绝不是官方历史学家们说的革命派的不成熟，而是在兵变的当时根本没有革命派，至少是把黎从床下拉出的时候，兵变的性质还是兵变，拉出首长不过是为了更好的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也就是说增加和权利机构讨价的资本。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是如此的快，昨天还强大的不得了的政府在兵变发生后变得如此的腐朽和不堪一击，先是领兵的将领为了自己的地位而保存实力不全力进攻，再是原来观望的各省实力派纷纷改变了立场，用江湖上的话说，‘反水’了。到此时，形势就大变了，社会的动乱变成了革命。但却是一场不完全的革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政府是垮在了一个小排长的手里，他的一句小官僚常用来作威作福的话，不经意地居然点燃了一场革命的大火。遗憾的是，我至今也没有查到此公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生平事迹。
现在，我们看清楚了，在一个不正常的一下社会里，官府的人在草民心中是什么地位，平时一肚子的怨气已经无处可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理的出气的机会，于是小事变成了大事。后面的事也不用再说了。
治理国家是政治家的事，但是感受却是每一个人。让绝大多数的人感到有希望，让绝大多数的人感到公平，是政治家的的目标，是每一个官吏的职责。没有了如此的基础，以‘稳定’为理由来压倒一切其实就是一种不稳定表现。没有了公平和公正，没有了高效和廉洁政府，没有安居乐业的人民，一个现代化强国是不可能产生的。一个世纪的近现代史已经和将要证明这一点。
尽管我知道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在这里我还是想假设一番。如果那个时候当政的满清统治者给老百姓一点点基本的公平和希望，尽力把大大小小的‘公人’们管紧一点，不要再纵容他们天天对老百姓作威作福，也许大清江山就不会以这么快的速度跨掉的。因为老百姓面对的主要是基层官吏。如果这些人胡作非为，天天对老百姓作威作福，而又不会受到制止更别说惩处，那么这些人的行为就都是在拆政府的台，都是在各处点燃一场社会动乱的大火。
在一个各级官吏都天天在四处点火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的。因为这样下去，老百姓最终是要被逼上梁山的！而到了这样的时候，就不是稳定和不稳定的问题了。
最后我想说，在任何时候，如果中国有了大的动乱，那个执政当局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罪人！
草于2004年11月12日 孙中山诞辰日
改毕于2004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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