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中国政府要表达的信息是，只能是我来亲民，别人不行。或者说，你要亲民，即维护老百姓，特别是劳工的权益吗？对不起，得要我的批准，得按政府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按政府指定的方式和语言，乃至按政府指定的情感种类和浓度来进行。因为，这人民是属于他的，就像他的袜子短裤一样，你不能碰，否则就请进监狱。
现在，广东东莞市兴昂鞋厂工人陈南柳及王辉，因反抗老板残酷的剥削而被判三年徒刑，江苏省中恒纺织公司的女职工丁秀兰和刘美凤也因这种反抗而被捕。成千上万的因走投无路而到北京上访的民众，也被警察追赶得象满山跑的野兔子。在这里，中国政府那种对人民的“爱”的垄断欲望，已经到了狂乱的边缘，它不但禁止别人“亲民”，更要禁止“民亲民”：我已经决定爱你们，保护你们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自爱，还要自己保护自己呢？我已经决定尊重、帮助你们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自尊，还要互相帮助呢？这不是对我的蔑视和挑战又是什么？
这就像你家发生了火灾，或象强盗正在洗劫你的财产，或有罪犯正向你举起了杀人的刀，而此时你必须做的，是要千方百计地说服政府来救火、抓强盗或罪犯。如果政府因太多的人民要爱而忙不过来，你至少也应耐心花上几个月或数年的时间，办好手续，让政府确认这是否是火灾，那个家伙是否是强盗，那将砍下的一刀是否真是致命的。然后再指定你救火和抓强盗的人数和方式，指定你向左闪，而决不可以违背政府的规定向右闪去规避杀人的一刀。如果这一切都太迟了，没关系，这个人民的政府一定还会认真地调查火灾原因，抓住并严惩强盗和罪犯。这里最重要的是，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权益的保障，本来也应该象袜子和短裤一样，属于每个公民自己的，但在现实中，这些却都被定为属于政府的了，和人民自己无关了。作为人民的一元，当你面临上述的灾难时，你的选择就只能是，或者听任被烧死被杀死，财产被抢劫一空，或者“擅自自卫”而被关进政府的监狱。“亲民”成了政府独有的神圣不能被侵犯的权力，这就叫“爱的霸权”。
这也是中国政府处理层出不穷的煤矿爆炸事故的逻辑。确实，不管动机是什么，这个政府还是十分焦虑煤矿及所有的企业的生产安全的，它也知道，现在的矿主和那些矿山领导，已不是在开矿赚钱，而是在谋财害命。但，如果有哪位“外人”敢窃取政府亲民的特权，到矿山去发动工人，或哪里的矿工要组织起同伴去保护自己，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已经将人民完全代表了的政府，一定会象吝啬鬼为保护他的钱袋一样翻脸不认人。
和江泽民时代比较，现在的政府确实比较亲民。可问题是，谁，什么时候是这个“民”，什么时候可以将其开除出“民”，仍得由这个政府说了算。辽阳工人姚福信、萧云良和上述的广东东莞，江苏的工人昨天是可亲的“民”，一旦他们敢于自己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便侵犯了政府“保护”他们的特权，他们从此便被开除出“民”，不但不能亲，还必须被恨。
尽管是这样，我仍然不愿意怀疑中国政府领导人亲民的真诚。我要指出的是，一个真诚，硕壮，多愁善感，十分渴望爱人并渴望被人爱，却又狭隘、嫉妒、多疑，心灵脆弱且又没有足够的才能去赢得这些爱的人，特别危险。人世间，莎士比亚笔下的《奥塞罗》式的爱情悲剧，真真是数不胜数。如果一个掌握了百万军警的政治家也是这样呢？我的天，想也不敢想！
确实，爱是能杀人的，即使是最真诚的爱。尤其是当你觉得你这么爱，或这么愿意爱，为了这个爱你是如此辛苦的对象竟然不爱你，你的爱会在瞬间变成恨。如果有一条曾经因“爱”而杀过人的大汉整天坐在你家的桌上，又向你微笑着表达爱，盯着你的一举一动，又显露着腰里别着的那管真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种事更可怕呢？
这里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民众到底需要什么？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和政治家？
是的，今天的中国人需要的东西太多了，但，他们并不比其他的人需要更多的爱，特别不需要来自遥远且历史并不干净的政府，来自陌生而脑满肥肠的官员们虚伪不真实的爱。我们有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有妻子丈夫或情人朋友，而且，我们还有酒。真正的爱、亲切和关怀，是在这里而不会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就象苹果只能长在苹果树上，玫瑰花只能开在玫瑰丛中，麦子只能种在地里一样。我们只是需要活下去，需要拿回那些本来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对政府，我们只要它做一件事，就是了解我们，明白人民和它的官员一样，都有一副基本健全的肠胃和大脑。我们知道，也只有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权利在日常生活中具体体现在那里，以及应该如何去争取和保护它。
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不知道，真正的“权为民之所用”而不考虑自己利益的官员和政治家是不存在的，那是西方中世纪油画中的天使。中国需要的是有勇气承认权力和利益对自己至关重要性政府和政治家，他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知道合法地维护和巩固自己权力的途径在哪里，而且，有智慧和能力在保护，至少是不损害民众的利益的同时，获取自己的合法利益，并保护自己的权力。说到这里，还是让我们坦率一点吧！我们之所以谴责政府对劳工和维护劳工权益的人士的迫害，谴责对“亲民”的垄断，是因为这种垄断行为不但违反了最基本的政治道德和最起码的做人的原则，而且它也不会给政府带来丝毫的好处，纯属损人害己的愚蠢。当我们主张中国的劳工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政府不要只是维护资方的利益，而应该转变角色，成为劳资冲突中立的调解人时，我们认为这也是符合一个正常的政府加强其合法性的利益需要的。其实，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对政府及其官员会主动地放弃其利益和权力的所谓“权为民之所用”的幻想！
中国不但需要上述坦率的，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的理性的政治家，而且需要有对新的社会现实有基本的理解，更有勇气冲破既得利益集团对制度创新的阻挠的政治家。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现实是，工人和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平和焦虑，他们身心疲惫，即没有兴趣也没有力气去推翻这个政府，就像他们没有兴趣和力气去爱这个政府一样，当然，如果这样一个损人不利己的政府能够被取而代之，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一定会反对。工人们之所以罢工游行，只是因为他们实在走投无路了，即使对这个政府已经彻底失望了，却还是万般无奈的希望政府能为他们主持公道。这是今天中国的劳工运动和当年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最大区别。而且，为了地方的稳定和能避免越来越多的劳资冲突的扩大，也为了省事省钱省风险，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在面对整天不断的数百上千游行示威人群却又无从下手时，一些政府负责人也希望在群众中能够出现一些有威信、能把社会抗争理性化的真正的劳工组织和劳工代表。这些，既构成了建立劳资和政府三方平等谈判新机制的历史条件，使公民社会的重构成为可能，此时，如果有负责人的理性政治家能够大胆的顺势走下去，国家的管理便会更趋理性，社会危机化解的成本也会越来越小。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还在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视野之外，他们被那些旧的文人官僚，新的暴发户和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所包围，他们还是陈腐的意识形态的俘虏。或者是，他们实在是胆怯，而这种胆怯又限制了他们的政治视野，吞噬了他们的才能，使他们无法去面对这一切。
这才是全部的问题所在。
没有什么比一个多愁善感而又胆小如鼠的男人更叫人厌烦的了，没有什么比一个遇到大事就热泪盈眶而又措手无策的伙伴更糟糕的了，没有什么比一个憨瞒、固执、嫉妒、大权在手却也还善良的人更让你绝望的了，没有什么比一副对你满怀深情，却又毫无理解的目光更让你沉重，只想逃跑的了。凯撒不是教皇，人民不是政府或政治领袖可以随意处置的财产，政治也不是道德说教，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官员们能理解这些吗？
(《公民议政》电子报第十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