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身份在中国被归类为“海归派”，也容易被认为是“不了解国情”，不熟悉“潜规则”。
左小蕾如何解开这道难题？
左小蕾还记得刚回中国的时候，看到台上大证券行的分析师教小分析师让股民炒垃圾股。她问分析师，怎么可以这么做？对方说，美国也是这么炒垃圾债券。
她回应说，美国的垃圾债券不一样。美国的所谓“垃圾债券”是小公司发债券，高风险、高收益，评级机构评级很低，因此才叫垃圾债券。中国市场上的垃圾股，只有概念而没有实质，鼓励股民炒垃圾股是不负责任的。
对方看了她的名片后，丢下了这么一句：“怪不得，是国外回来的。”
左小蕾仍不服气。“从国外回来又怎样”。
她回忆起当时中国国内的市场乱七八糟的往事时说，难道从国外回来就像是从月亮下来的？讲的话对方听不懂。
“海归派”
从这里出去 怎会不了解国情？
“从国外回来”，也就是所谓的“海归”。在中国，“海归”的一种情况可能是被奉作上宾，有关机构聘请时，看重海外大学的招牌所带来的价值，给予某个级别，但却未必给予某些职权。而另一种情况，则是面对实际工作，“海归”在别人的眼里，可能是“不了解国情”，或者说，不熟悉国内的“潜规则”。
中国《炎黄春秋》杂志的执行主编吴思曾经撰写过一本《潜规则》，在中国国内引起相当大的回响。所谓的“潜规则”，指的是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为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吴思写过：“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左小蕾说：“我从这里出去的，我怎么会不了解中国国情？”
她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念本科时原来是数学系，因为文化大革命后，经济学系发现看不懂国外经济学的文献，其中有太多的公式，因此想挑几个数学系的学生到经济系去学习。结果，左小蕾和她的先生汤敏被选中了。
过后，两人到国外学习。因为有规定夫妇不能到同一处，汤敏到了美国，左小蕾则去学习法语，并到了欧洲南希共同体大学。之后她到巴黎国家统计学院，辗转才又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和汤敏团聚，在那里修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此时，汤敏到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工作，而左小蕾则被经济发展局招揽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在经济与统计系任教五年，并且入籍新加坡。
原本从美国回到亚洲，左小蕾想在新加坡定居，但究竟因为和先生两地分离，后来还是到马尼拉的亚洲管理学院教书，一家人相聚一处。几年后，汤敏被亚洲开发银行派中国，左小蕾又来到北京。
现在汤敏是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则在国营企业银河证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两人在1998年11月曾经合着《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的思考？扩大高校招生一倍的建议》。文章后来被送交国务院领导，为推动1999年中国高校扩大招生起了重要作用。
提建议
协调成本太高
转了一圈，回到中国。但是，这并不等于有满腔热血和抱负，就能够完全施展。“回到中国”四个字，对左小蕾来说，有可以为培育自己的江东父老做点什么的幸福感，却也不是没有挫折感。因为这里的工作文化和外国不同，利益分配复杂，改变必须一点一滴。就从个人的工作范畴而言，即使建议什么改革，往往也会被看作是针对个人，或者触碰了别人的利益。
而且，提出改革的建议时，还要兼顾如何婉转地把它变成是原来负责的人所提，才比较容易被接受。
“要改变你过去的做法，一定要把它变成是你自己提出来的才行，而不是我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协调成本多高啊！首先，我要让你知道你这个做法不好、要改进，然后我还要把它变成是由你提出来而不是我提出来的！我又不是想抢什么功劳，做得好还是你做的嘛，也不是我做的。但是还是不行。一些人会在底下做些小动作啊，公开说靠外国的那套来做事情是不行的，说国有企业有自己的一套规律。要应付这些，有时确实也是蛮累的。”
个人回到中国的亲身经验，让左小蕾对中国证监会原来从香港请来担任副主席的史美伦终于离开，更是同情和理解。
“你得改变那么多人的想法，然后要对着这么庞大的市场，有时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呢。我现在就是经历这样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我要做事情，我不能这样就走。”
信念
推动改革要有“阶段性”眼光
左小蕾看到中国的问题，也看到了中国的进步。对自己能够怎么贡献，她有很清楚的信念。
她说，首先必须要有认识，清楚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的水平，承认所有问题，知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然后再提出可操作的建议。
她用“阶段性”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发展。左小蕾举例说：“比如中国证监会被骂得一塌糊涂，而它确实有很严重的问题，有它自身人员的问题、自身体制的问题、自身的定位都不对的问题等等。我看到这些问题，但我知道有些事情是现在没有办法彻底改变的。中国的问题都是怎么改变的？叫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我现在发展生产力，把周边的问题解决了、推推推推到一定的时候，那么生产关系，一定会发生突变。”
这是马克思的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左小蕾怎么会不懂自己国家的国情呢？因为懂，因此她不主张一开始就去触碰根本的问题。“中国没有一个改革是从根本问题开始改革起来，你说中国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敢动吗？一开始就去提出最根本的问题，那你先就走路了，就不要做事了。”
这是个策略的问题。她说，自己回到中国，看问题当然和在国外的时候，或者外国的经济学家看中国不一样。比如看宏观经济调控，她回到北京，就更能体会对于这个还没有完全转型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为什么需要有所谓的“行政干预”，而不能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那一套。
潜规则
不能接受 也坚持不加入
她说自己不提批评，而是设法提建议。提了几次，别人即使没有采纳，但事实证明自己是对的，将能够推动建议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接受的可能性。
理解中国是一回事，但这并不表示认同和接受这里所有的论调和做事方式。左小蕾说，自己可以接受它的渐进式改变，但是对于很多所谓的“潜规则”，她是不能接受的，也坚持不肯加入其中。“潜规则”存在不表示它们就是对的。
“现在的情况是，你要改变这个错误的潜规则，就被看作不懂中国的管理，就被认为做不好事－－这是非常错误的逻辑，但是现在就是这样的逻辑，是主流。”
比如对于在证券行工作的人购买股票是有规定的，但是规定却不一定得到执行。但左小蕾自己坚持什么都不买，以维护自己的专业精神。
她说，知识是谁都可以学习的，也可以学得比她好，但是个人的品质、信用，却只有自己才能够维护。
“很多规则，我知道它有它的来龙，有它的去脉，有它深层的原因，但绝对不是我会去跟从它的东西。对于中国的问题，我也不要用中国的潜规则来解释它，我不是不知道有潜规则，但是我绝对不接受你的潜规则。我知道我不这么做已经吃了很多亏，已经‘受教’了不少，有时也遭遇不公平，可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改变我自己。”
她说，这和她在美国和新加坡受的专业训练有关，这两个地方对该怎么做事，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越雷池一步，已经成了做人的原则。而更重要的是她在巴黎的一次经历。
当时她在巴黎念书，有一次上火车时，检票员来查票，她搜遍了自己的书包，发现自己没带火车的月票，正在手忙脚乱时，学生证从包包里掉在地上。检票员一看，知道她是某大学的学生，立即表示对她的信任，只是叮嘱她下次别忘了。
“诚信是无价的，我当时就跟自己说，对自己所服务的公司或学校，我一定要永远爱护它的声誉，也要永远爱护自己的声誉。”
新加坡的经历
专业操守的熏陶
1992年到1997年之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左小蕾最后还是回到中国来。她形容这是幸福的事，“至少我可以为中国做点事情，毕竟是这里的江东父老培养了我，让我上大学。中国当时培养一个大学生是很难的。我觉得总有一天我要为它做点什么。”
而同样的，她也一直希望能够为新加坡做点什么。“因为我在那里工作过，是那里的公民，我希望能参与它的工作。现在我在这里有了联系网，对市场的认识也深入了，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对新加坡有所帮助。这也算是贡献，算是回报吧？”
“我在美国的训练是知识、学习能力的训练。在新加坡的经历，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是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应该怎样坚持自己的人格、职业精神、职业道德，怎样努力工作，怎样有自己的贡献的熏陶。”
自己在新加坡的五年基本过得愉快，教学投入，而且新加坡的法纪、大学对教师的专业要求，对她都是很好的训练。
左小蕾说，孩子在新加坡上幼儿园和南洋小学，也喜欢新加坡。他刚从马尼拉到新加坡时，四岁的孩子第一个观察是：“这里没有警察。”
谈到自己的回归和新加坡，左小蕾说：“我们这一代很多中国人都跑回中国来了，教书也好，干什么也好。可能跟中国这个经济在成长，有事情可做很有关系，在新加坡有什么问题呢？政府什么都弄好了。大概很多人也觉得没什么事情要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