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记者遭迫害，电台、电视台和网站被关闭和封杀的事情屡屡发生。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新闻报道甚至必须符合当权者的利益，与政府保持统一口径。尽管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喜人的态势，但是新闻自由的开放程度却依然故我，独立媒体难以生存，尤其是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情势最为严重。
调查的方法
记者有权获取信息，有权如实报道事件真相，这两项权利属于最基本的人权范畴。但是许多国家的当权者却无视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存在。继今年5月记者无疆界组织公布了世界新闻自由情况的年度报告之后，该组织又于10月26日发表了一份世界各国新闻自由度的排名表，对世界167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情况进行了总结，审核的标准并不涉及总体的违反人权问题，而只是考虑新闻自由权是否受到了侵犯和践踏。
记者无疆界组织柏林办事处的艾尔克－舍费尔做了简单的介绍：“记者无疆界组织对世界五大洲的17个相关组织进行了咨询调查，包括我们的联系网络，大约130名通讯记者，此外，还有律师、科学家以及与新闻自由有关的人权人士等，他们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专家。为了调查，我们制作了一份问卷，内容涉及52个问题，比如对记者的人身攻击、媒体审查、国家对媒体的垄断，以及相关媒体机构拒绝接受政府的报道口径时，受到政府取消广告收入的威胁等等。总之问券的内容广泛，涉及限制新闻自由的各个方面。”
经济水平低，新闻可自由
按照记者无疆界组织的排名，朝鲜排名倒数第一。由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实行独裁统治，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大多只局限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宣传机构持不同政见的记者不是被迫接受“思想教育”，就是被送入集中营。就连高级领导人姓名的拼写错误也被视为严重错误。在朝鲜市场上出售的电视机和收音机在工厂里就已被调成只能接收国家台的固定频率。为了收听外国电台而试图改变接收频率的人，一旦被发现，就将被关入监狱。中国和古巴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在古巴，有26名独立记者被判14至27年徒刑，就因为他们履行了记者的职责。亚洲和中东是新闻自由权受侵犯最严重的地区。
今年的新闻自由度排名表较之去年发生了一些变化。舍费尔说：“排名表上最佳和最差国家的变化不大。去年，亚洲和中东国家的排名就很靠后。今年的情况依旧如此。斯堪迪纳维亚半岛国家位居榜首。排行榜中部国家的顺序排列有所变化。许多小国和贫穷国家的新闻自由权得到较好的保障，经济水平并不一定与新闻自由的开放程度完全一致。”
欧洲情况最好
正如人们所料，在新闻自由度高的前20个国家中有17个是欧洲国家。那里有着几乎理想的自由和独立媒体。在新闻自由排行榜前20名中，只有3个国家不在欧洲：它们是新西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加拿大－美国的新闻自由度排名第22。德国位居11－欧洲的新闻自由似乎以欧盟边界为分水岭。
欧盟新的10个成员国将其媒体法做了相应的修改，但是入盟候选国比如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等通往新闻自由的道路还十分漫长。尽管土耳其也对相关法案作出修改，但是，该国的新闻自由度在记者无疆界组织的排行榜上名列第113位。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的形势令人担忧。这些国家均排在140位左右。
中东令人不安
但是，最令记者无疆界组织极感不安的是中东。记者无疆界组织就在其网页上对伊拉克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主页上的照片是一架被丢弃在花地毯上的血染的照相机。前往伊拉克的记者或媒体从业人员是有生命危险的。仅去年一年，在伊拉克遭杀害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就有44 人。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同样糟糕：舍费尔对此深表忧虑：03“对新闻工作者来说，伊朗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监狱，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监狱之一。据我们所知，在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利比亚等国家不是不存在独立媒体，就是新闻媒体受到严格地监控，独立的民间媒体是根本不存在的。沙特王室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所有媒体机构。其他国家的信息部长均操控着媒体大权，所以我们根本无法获取独立信息。这也是中东地区国家排名极后的原因。”
非洲成绩不错
非洲国家的新闻自由度相对来说不错。只有小数非洲国家排名靠后。厄立特里亚就不存在民间媒体，一切都掌控在政府手中，现在该国已没有一名外国通讯记者。14名记者和报社编辑未经司法程序就被关押在某一秘密地点。津巴布韦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那里几乎没有独立媒体。报纸的报道内容也非常有限，一两个星期才出版一期。科特迪瓦和民主刚果共和国以其对新闻自由实行残暴镇压而臭名昭著。那里的新闻记者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尽管如此，非洲大陆新闻自由的情势从总体而言呈现喜人的发展态势。记者无疆界组织柏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舍费尔说：“我们对许多小国家的新闻自由度打了很好的评分，举几个例子来说，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马里和加纳等的排名就都不错。”
刘晓波谈互联网与中国新闻自由
中国在记者无疆界组织的排名中极为靠后，那么随着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官员腐败现象不断见诸报端，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是否可以说有所提高呢，中国著名民主派人士刘晓波在接收采访时谈到了民权意识的觉醒：“中国官方对媒体的严控是不可能改变的，目前中国没有一家独立的民间出版社，即便对自己所控制的新闻出版社和机构发表的内容，中国的审查机构也不会放过的。由于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无论新闻工作者还是广大民众要求新闻自由、要求其执行权、表达权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勇敢的媒体新闻从业者总是以擦边球的方法冲破官方的封锁。另外，官方为了疏导民怨也会做一些适当的披露和报道。在此，外国媒体和互联网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针对电脑的普及，网民的增多，对中国政府采取的新闻自由政策无疑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刘晓波对此的看法是： “由于电脑基数大的特点，互联网上的消息是很难被封锁住的，尽管政府设置了防火墙，也效果不大。互联网平台的确是对中国政府的挑战。即便政府为建封锁墙加大资金的投入，也无法封住所有的信息获取渠道。以西方民主国家以及所有民主派人士的观点，新闻自由对国家的发展是有意无害的。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独裁惯性，新闻自由对他们来说依旧被看作是一种威胁。在萨斯事件曝光之后，胡温上台以来，天灾事故报道较多，而官民冲突则依旧被拒绝曝光。因为在天灾事故中，一旦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官方的及时相救会给政府打分，而民众对官权的极度不满和厌恶的性质则完全不同。”
生活在中国的刘晓波特别强调指出：国外媒体关注的往往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动作，是官方主导下的行为，但他认为，民间的自发动力是中国改革的真正希望。而开明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在民间施压达到一个局部临界点时才会促成国家体制上的改革开放。
（DEUTSCHE WE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