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承德市区北、宽敞的武烈河畔，矗立着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这就是名闻遐迩的避暑山庄。它是清朝皇帝的行宫或离宫，专为消夏避暑之用。武烈河古称热河，故又名“热河行宫”，或称“承德离宫”。
清朝历代皇帝每年5月来到山庄，9、10月返回北京，几乎有半年时间居住在这里。山庄名为皇帝避暑消夏，实际是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说它是清朝的第二个政治都城也不过分。
为联络蒙古族而兴建
清王朝的建立与巩固，并且得以长久地统治，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同各民族关系处理得比较得当。清朝皇帝注意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的头面人物，共商国家大事。
蒙古族是我国古代最强悍善战的草原游牧民族之一。她一登上历史舞台，就以迅猛的速度冲出中国，冲出亚洲，横扫东欧，雄飞世界。当她返回中国时，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先后灭亡西夏、金朝和南宋，一统天下。百余年后，明朝取而代之。元朝虽然灭亡，但其民族－－－蒙古族部落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他们撤出中原，重返草原，散居长城外，从东北到西北的广阔地带，重新组合成不同的部落，世代繁衍。他们跟明朝形同世仇，战斗不已，几与明朝相始终。
迄至明末，努尔哈赤创建后金政权，一方面，同蒙古族中的敌对势力展开争夺；一方面又分化并争取其部分蒙古族与之合作。后金得蒙古人之助，使得在同明王朝斗争中逐渐处于有利地位。皇太极继承其遗策，大力发展同蒙古的民族关系，扩大已有的双方王公贵族的联姻，创建蒙古八旗，正式接纳蒙古人加盟其政权，给予特殊礼遇，与蒙古人结为特殊的政治同盟关系。于是，漠南蒙古即今之内蒙古悉数归后金（清），漠北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俯首称臣，而远处西北的漠西蒙古或称厄鲁特蒙古也闻风而动，于清崇德七年（1643年）首途沈阳，向清朝贡。“三北”地区的蒙古诸部几乎都倒向了清政权一边，再加上汉军八旗和大批汉官汉将的支持，清朝的实力大增，在同强大的李自成的大顺、张献忠的大西、次及南明诸政权的斗争中，如摧枯拉朽，一扫而光！蒙古族在清朝统一全国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巨大，无可替代。清朝对蒙古族报以特殊优待：继续执行满蒙联姻结盟的传统政策，无论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还是诸民族的关系中，清朝都将蒙古族置于独特的地位，给予有别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优厚待遇，真正实现了“满蒙一体”。
在国家统一后，“三北”能否安宁？换言之，蒙古人能否长久地同清朝保持一致？纵观历代，其“边患”几乎无例外地起自“三北”，历史证明，“三北”安，国家亦安；“三北”乱，则国无宁日。故历代修长城不止，以阻止“三北”游牧民族突入中原。清朝借鉴历史的教训，丝毫不敢忽视“三北”，相反，时刻关注，加强防范。自平定以吴三桂为首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国家重归一统，清朝的统治空前巩固。但康熙帝“即不敢以逸豫为念，巡狩之典，或一岁而二三行”。（《清高宗御制诗》初集）他居安思危，遂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采取一次重大举措：在内蒙古卓索图、昭乌达两盟之牧地，周围千余里，设“木兰围场”，今为河北省围场县。“木兰”为满语哨鹿之意，由皇帝亲自统率八旗王公贵族及将士，在围场内围猎以鹿为主的各类动物。每年秋季在围场举行一次围猎活动，称“狩猎大典”。围场活动，实际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实践训练。被围猎的动物，被视为“敌人”，因而受到八旗将士的致命攻击。周长千余里的牧地，任凭骑兵追逐、驰骋，可以想见，与实战相差无几！
康熙帝设木兰围场，尤具特殊的政治意义。其意在联络蒙古族，巩固国家统一与安定的局面。清朝迁都北京，从塞外入居中原，蒙古王公贵族也要不断前去朝贡，但他们因未曾出痘，“以进塞为惧”。当时，天花是最可怕的疾病，生长在塞外，已习惯北方寒冷天气的蒙古人害怕进入关内，唯恐被传染，尤其尚未出痘的人更是害怕，他们“延颈”盼望皇帝亲来塞外，让他们一睹“龙颜”的风采。因此，康熙帝为照顾内外蒙古王公贵族的愿望，更重要的是，继续对蒙古实行怀柔与优待之策，遂设围场与秋狩大典，吸收内外蒙古贵族广泛参与此类活动。皇帝正好借出塞秋狩之机，接见各部落蒙古王公、台吉，为他们举行盛大宴会，赏赐银两和其他物品。同时，各部间已发生的矛盾或争端都在会见的过程中由皇帝做出裁决，完全体现出清朝与皇帝的绝对权威。
显而易见，康熙帝创设木兰围场，每年秋举行“秋狩大典”，并频繁出塞，大会内外蒙古诸部王公贵族，其用意深远。乾隆帝正确地指出：此即“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同上）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决策，不再修长城，废弃用长城作为防御蒙古的军事手段。他说：“蒙古游行之地，防之不可胜防。”关键是“控驭蒙古有道”。治国之道在德不在险。他要实行“中外一视”，即长城内外为一家，对蒙古施以“厚恩”，使之“众志成城”，筑起一道思想长城，远较土石之功的长城更坚固更有效！
自康熙二十八年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以后，西北遂成为叛乱多发地区。这里就是厄鲁特蒙古游牧地。此地区不安定，闹得清朝也不得安宁。这引起康熙帝对蒙古问题加倍关注。他继续坚持木兰秋狩，多方笼络蒙古人。为长久保持联系的渠道畅通无阻，会见的地点固定化，遂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亲自选定在京师与木兰围场之间的热河兴建了避暑山庄。
从康熙二十年设木兰围场，直到选址建山庄，其间酝酿了足足20余年。可以肯定，康熙帝创建山庄并非出于娱乐享受，实为国家久远计，质言之，是为内外蒙古王公贵族而建造的。当然，经济持续繁荣，为兴建山庄提供了物资条件。这个因素也不容忽视。众所周知，兴建山庄时，国内安定，政局稳定，治黄淮20余年，大见成效，国库充实，清朝已稳步进入康熙开创的繁荣的盛世。因此，山庄的创建，恰是盛世的一个丰硕成果。
诸民族代表人物政治集会的场所
避暑山庄并非一朝一夕建成，自康熙四十二年始建，至四十七年（1708年）初具规模。五十二年起建“外八庙”的部分庙宇。乾隆朝时，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山庄进行大规模改造和扩建，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主要工程才最后完成，至此，已历88年。清朝已达到鼎盛，山庄最后建成，恰是“康干盛世”的一个突出象征。
山庄美景胜境自不必细说。重要的是，它的政治文化的价值不可估量。自山庄初建，这里就成了国内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王公贵族们举行政治集会的场所。
康熙时，自山庄初步建成，这里主要接待内外蒙古诸部落王公贵族。西北地区很不安定，当地回族及青海蒙古诸部与清朝的关系还没有达到十分密切的程度，前来山庄集会的很少。这种情况，到了乾隆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乾隆帝继承康熙、雍正两朝的未竟的事业，先后平定了西北准噶尔地区的达瓦齐叛乱、阿睦尔撒纳叛乱、喀尔喀王公青滚杂卜叛乱与新疆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国家空前一统，西北诸民族如回族、维吾尔族、青海蒙古族，还有西南的藏族，也有南方的部分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台吉、上层僧侣、酋长等，纷纷前来山庄朝贡，觐见皇帝，并扈从木兰秋狩。乾隆帝分别接见他们，封赐爵号，颁赏银两、缎疋等，举行宴会款待。乾隆十八到十九年，杜尔伯特部落长车凌台吉、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来山庄，要求归附清朝；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向清朝投降。其后，又有准噶尔部各厄鲁特台吉、宰桑进山庄朝觐；达什达瓦部众6000人迁入内地，其中有2136人被安置在热河，乾隆帝为其建安远庙，供他们举行宗教活动；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疆之乱后，当地各城伯克赴山庄入觐。三十一年，为表彰来自天山北路巴尔喀什湖附近的哈萨克族与布鲁特族（即柯尔克孜族）向朝廷朝贡，乾隆帝下令修建寺庙，名“普乐寺”。三十五年，乾隆帝60寿辰，蒙、藏王公贵族齐聚山庄朝贺，乾隆帝决定仿西藏拉萨布达拉宫修建“普陀宗乘之庙”，此系藏语“布达拉”的汉译。次年落成之时，流徙于伏尔加河的原土尔扈特渥巴锡率部回归祖国，赶到山庄觐见乾隆帝，并参加了落成典礼。
乾隆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与《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文，记其回归盛事，刊刻两巨型石碑纪念。四十五年，乾隆帝70寿辰，西藏班禅六世、内外蒙古、厄鲁特、青海蒙古各部宗教领袖及各部首领云集山庄祝寿，盛况空前！乾隆帝特为班禅仿其世居在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形制，建造了“须弥福寿之庙”，即藏语“札什伦布”的汉译。
前已指出，清皇室与蒙古王公贵族有姻亲关系，故其广大僧侣贵族入觐山庄，参加木兰秋狩，尤其频繁，每年不绝于途！居处僻远的喀尔喀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自乾隆四十六年后，也不惧路途险远，多次亲来山庄，虔诚地觐见乾隆帝。
乾隆之后，清朝已走下坡路，呈衰落之势，但各民族聚会山庄的传统仍然在继续。如道光、咸丰等朝，经历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灾难，山庄仍是各民族首领聚会的中心，连外国使臣也来山庄了。直至同治以后，皇帝不再来山庄，这里日渐荒废，再也见不到昔日各族首领云集山庄的盛况了。
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
历代离宫别苑，专供皇帝后妃逸乐之用。以避暑山庄秀丽的自然风光，尤其消夏避暑之特效，最适宜游乐。但清朝却把它变成又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进一步说，是京师之外设立的第二个都城。
自山庄建成时起，康熙帝几乎年年来此，名为“巡幸”，实则住一段时间，既处理政务，又会见蒙古等民族各部首领，率满蒙王公、朝廷诸臣及八旗将士围猎，举行秋狩大典。康熙帝开创了政治中心由京师向山庄转移的新时期。在他的晚年，他坚持“较射习网，阅马合围”，不肯求一日之安逸。
山庄建成后，过了10余年，康熙帝就去世了。雍正帝即位，本应继续举行秋狩活动、巡幸山庄。可惜他既没有去山庄，也停止了秋狩。他在位只有13年，因忙于内政，又以性情不喜外出，厌恶围猎“杀生”，以致在位期间，竟足不出紫禁城，整日埋头于批示臣工奏议，处理军政庶务。生前，他已认识到自己不去山庄、不举行木兰秋狩是一过错。他曾对弘历（即乾隆帝）说：“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围者，盖因日不暇给，而性好逸，恶杀生，是予之过。后世子孙当遵皇考（康熙帝）所行习武木兰，勿忘家法。”雍正帝对自己作了自我批评，他虽然没有遵“家法”，却是告诫后世子孙效法康熙帝，坚持木兰习武的活动。
乾隆帝记取其父的告诫，效法其祖康熙帝，全力经营山庄，大规模改造和扩建，已如前述。与此同时，他把山庄当作他的另一个为政与生活的宫廷，说得更贴切些，山庄真的成了他的另一个家。乾隆六年（1741年）前，他大抵忙于即位初处理一些重大军政要务，尚不及巡幸山庄。史载他巡幸山庄和举行秋狩大典，始于乾隆六年。此后，至四十二年与四十三年期间，因孝圣宪皇后去世、办理丧事，未去山庄，也未举行秋狩。直至去世前，他每年必去山庄住一段时间，一定举行秋狩活动。据有的学者统计，乾隆帝一生去山庄达52次！每年约于农历五月间离京，携后妃、皇子及主要大臣前往山庄，住上两三个月，有时长达5个多月，每当初秋中秋，晚至深秋才回到北京。如按每次3个月计算，52次，总计有13年的时间是在山庄度过的。如把北京至山庄往返时间计算在内，恐怕就不止13年，约占他执政时间的1/5多一点。
嘉庆帝即位后，遵循祖制，效法其父乾隆帝，坚持巡幸山庄、木兰秋狩。很不幸，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他竟病死在山庄。与他同此命运的，还有他的孙子咸丰帝。他生前也坚持定期巡幸山庄，保持了木兰秋狩之制。他在位时期，外有西方列强大肆侵华，以英法为首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内有太平天国大起义，国是日非。为避英法祸乱北京，他携后妃及诸臣逃往山庄，却乐不思归。在这里，他被西方列强所逼，批准了与英、法、俄等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他最终没能回到北京，同其祖父嘉庆帝一样，病死在这里。
同治以后，清朝已变得极度衰落，再也无力举行秋狩大典，更无心思巡幸山庄。从此，这座经营并繁荣了150多年的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第二个都城便被废弃，这意味着这个被赋予政治生命力的山庄就此终结。当清朝灭亡，山庄也同它的主人统统化为历史的陈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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