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加坡的总设计师李光耀再次为六四屠杀辩护，《海峡时报》报导说：李光耀在参加一场会议时表示，如果1989年北京的大学生们成功地推翻了中共，建立民主政权，15年后的今天，中国一定不会有今天这般繁荣强大，并且说“我当时就这样想，今天也一样。”此外，他还提到，邓小平曾说过“如果我不得不杀掉20万学生，以换来中国100年的稳定，那就只能这么做。”
虽然我早就知道李光耀与中共关系暧昧，在六四等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也知道这位资政以公然否定民主的普世价值而闻名于世。但是当我看到他的这些赤裸裸的屠夫言论时，还是有点头脑一片空白的感觉。我震惊的不仅是李光耀的冷血更是他的“真诚”。当今世界毕竟与冷战时期斯大林和毛主义笼罩大半个地球的情况不同，民主、宪政作为普世价值已经深入人心，被全世界认同，尽管某些国家的统治者仍然对极权独裁情有独衷，但他们口头上也要宣称接受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李光耀能坚定不移地站在民主的对立面的确需要非凡的勇气。我猜，他如果在一个欧洲小国当资政，或许会再接再厉，为纳粹罪行辩护。不过，李光耀的说辞实在是不怎么高明，有点老掉牙，基本上和中共差不多，只不过中共倒委婉一些。
与李光耀的“勇敢”相比，一向狂妄自大的中共倒显得老实多了，即使在六四当时，中共强硬派也不敢说出那些屠夫言论。袁木不是当众撒谎说天安门没死一个人吗？中共媒体不是将挡坦克事件解释为表现了军队的克制吗？这15年来，中共更是逐步淡化事件，在官方的宣传口径中，天安门事件的定义，也逐步由“反革命暴乱”变成“动乱”，再由“政治风波”变为“小小的波折”。大屠杀之后曾经一度广泛宣传的“共和国卫士”们也销声匿迹了，即便是那些丧心病狂地下达屠杀命令的屠夫们，也不敢继续宣称屠杀有理，他们甚至开始为自己辩护了，其中李鹏最积极。
几乎在李光耀为六四辩护的同时，中共机关刊物《求是》刊登了李鹏回忆邓小平的文章“记念邓小平同志”。李鹏在文中说：“在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同志和党的其它领导同志们坚决同意并全力支持用强硬手段去平息这场政治风波。”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李鹏的文章之外，《求是》杂志中还发表了其它几篇前任国家领导人撰写的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的文章。但只有李鹏的文章直接提到六四事件。李鹏急于为自己卸去屠夫罪名的心情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李鹏这样做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今年三月份《亚洲周刊》就报道，李鹏退休后写成30万字的六四日记及书稿《关键时刻》，要求中央同意出版，但不果。读过这部书稿的人认为，李鹏在肯定当年中共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平反，有意撇清自己在六四事件中的主要责任。
李光耀和李鹏在六四上的态度真是颇为有趣：作为凶手之一的李鹏竭力为自己开脱；而身为局外人的李光耀却继续宣扬的他的屠杀有理。我猜李鹏私下里一定痛骂李光耀不识时务，专添乱子。不仅李鹏，这些年来，大陆政坛仍活着的老人，或者已经去世的政坛老人的家属，都在透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撇清他们在当年六四事件中的责任。他们似乎感觉到总有一天会真相毕露；他们在意自己历史上的地位，对自己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显出一种难言的焦虑。 只可惜，李光耀没有这种焦虑感。
李光耀的“真诚”与中共官僚的虚伪相比，哪种更好呢？或许有人会说，李光耀固然让人愤怒，但李鹏也不见得怎么样。我的意见恰恰相反，虚伪也许不好，不虚伪就一定好么？有时不虚伪不是比虚伪还坏得多吗？拉罗什福科说：“伪善是邪恶向德性所表示的一种敬意。”邪恶要装出一副善良的样子，这说明邪恶自知理亏心虚，若不加掩饰就无法立足。这说明社会上存在着来自良知与正义的巨大压力，所以伪善实际上是邪恶向正义表示敬意。就六四而言，余杰曾质问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回答是怯懦还是出于虚伪？对于李鹏的回忆，也有人批评是推卸责任，诸如此类的看法当然没有错，但我们想一想，假如温家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不是避重就轻，不是闪烁其辞，而是像李光耀那样表示“人民解放军平息了反革命暴乱”，“我们的军队就是镇压民主运动”。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更糟糕更恐怖？
李光耀的坦白与自信让我想到了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五月，毛在“八大”上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说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说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仔细一看，他们两人的话确实有相似之处，在毛的身后有一个推翻了三座大山的“新中国”，在李光耀的脚底也有一个繁荣富强稳定的新加坡，所谓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正是有了足够的本钱，李才敢公然否认民主的价值，才敢退休之后还奔走世界各地，到处推销他的新加坡模式。现在的中共敢吗？
《华尔街日报》就二李对六四的不同态度，发表社论说，“80岁的李光耀似乎很有把握地认为历史学家对属于他的政治遗产的评价都将是正面的，但李光耀的政治机器运转地比较好，使得他没有走到屠杀无辜学生那一步。李鹏相比之下，对自己是否会在历史上有光彩的一页，没有十足把握，所以他现在要站出来推卸责任”。 这样看来，只能说李光耀的运气太好了，如果他是在其它国家，恐怕我们今后列举那些人类公敌时，就要在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萨达姆的后面再加上李光耀。不过，若现在就为李光耀定性是不是还为时过早？当1984年国庆阅兵典礼上那些北大学生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时，千百万大学生中又有谁知道5年之后那位“小平”将会用坦克、机枪回敬他们？那位“中国人民的儿子”当时是否料到自己几年后竟成了杀害中国人民儿子的凶手。所以，李光耀今天未免太过于自信，我们也没有必要过于悲观，历史总是有太多的偶然，谁能保证李光耀不会成为邓小平第二或者步苏哈托的后尘呢？退一步说，即使李光耀寿终正寝，若干年后当穷途末路的新加坡民众回顾这位亚洲教父牵着自己的手走出来的道路时难道他们还会对李光耀感恩戴德吗？
人与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