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占有”利益的方法论。
做为客观事实的人是一个一个的，共同占有的最终还是得落在个体头上，所以共产主义做为占有方式若不是存在在自然自发的之中做为特定的一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要想让不能自立的事自立起来，就非借助外力来实现不可。
这样，实践中的“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如何攻击的学说。
“共产主义”做为人类文化的一个支流，做为一个特定的道理，它就是----发动攻击的法理根据，从攻击里，从专门传授攻击的教导里，怎么可能酵发出“丢脸”这种感知呢？
“丢脸”得有脸可丢，能被丢的脸不是每天被洗的那张脸，它是被一点一滴培育而成只存在在心灵内的一种感知，要不人下了生要七、八年后才知道什么是害羞呢？可见羞耻心是从心灵内部发生出来的，是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一情感假设了一种环境标准，来做个人行为出发的根据，凡是丰富了这个标准的，就激起一种自豪、荣誉的满足情绪；凡是行为损及或违背了这个标准就情不自禁的激起一种惭愧、羞耻的情绪----自己对自己的责备。
自己有与周围不相协调的行为----这必须有一个参照系，做为公共标准的参照系是哪里来的呢？----
它就是对自己是人类成员的肯定：个人是人类成员，这一点并不是由自身造成的，这是个事实问题，是由事实性决定的。但知道自己是人，知道自己是人----人一个物类，自己是人的完整意思是：这个物种中的一员，是类里的一个分子。物种具有的种性才是自己做为一个事实的条件。知道自己，知道自己是物类里的一个分子，却非要靠自己内部的知觉不可。所以说：羞耻心是文化培养的结果，是学养。实际上的人，并不必定在公共之中才发生羞耻情感，独处的条件下照样可能发生，有时会更强烈，更难以抑制。
比如伯夷和齐叔，周围环境中并不存在使他们感到羞辱的参照物，没有这种逼迫，他们所以对以暴易暴感到羞耻，完全是来自内在的一种压迫，这是哪里来的，怎么设定的？这就是个人的知识、修养，只有知识才能把人带进不同的境界，境界也就是理性开发所达到的阶段。人们自已并回答不出，且从来也没有故意去做这种努力。正确的认识造成的是良知，不正确的知识造成的不是良知。
人与自已的关系其实也是对象性联系，人是把发生感知的那个能力设定为“我”的（发展心理学），因而人对“我”的经验是包含着许多对等事实的并列承认----
它就是良知的根据。
这一点并不需要深奥的训练，从自我感知一形成它也就伴随形成，所以说人类公德只有一个，但凡理性正常的人就都能培养起来。
这才有孔圣人的“知耻近乎勇”，一个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去做让自己感到耻辱的事，那不是勇吗？文天祥是勇者，他的勇不就是不羞辱自己吗？
再看看我们全山东的骄傲----张自忠将军，政府委他当省长（河北）、市长（天津、北平）以应付敌寇，这是光明又正大，国人不解会有政府出面解释，可他却是先从自己耻了起来；抗战尚未成功，他感到是自己尽责不够，每日里反省自责，唯恐对不起民族，对不起同胞，所以才有湖北老君庙一役，张将军以上将总司令身份与士兵一样与敌人剌刀肉博，就在要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念道的还是“要对起民族，对起领袖！”张自忠从五六岁就受到严格的教育。他有学养。
知耻近乎勇，伟哉孔子！
耻乃是一种内感才有的情愫，没有足够的知的训练哪来的对耻的知觉呢？我那老乡范英着君责备他的老乡李肇星不知什么是丢脸，我倒要责备我的老乡怎么对着还没长脸的地痞叫他知道什么是丢脸呢？！
呜呼！李肇星就没有脸，你叫他知丢个啥？
纵观李肇星又是“诗人”又有一次次的“机智”巧辩，不难为他的话找到一个出处----一九六六年的“联动”。
外长这个职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举足轻重的，应是学养的代表。秘书长安南与李肇星是“召开”记者会，不是做为记者去“参加”记者会。要么你不开，只要你开了，你就只有诚诚恳恳做答的份，没的发问的份。李肇星有发问的份那还叫李肇星召开的记者会吗？只有记者才能发问，这李肇星连自已的地位都弄不清，他干的什么外长呢？
固然做记者也有高下资深资浅之分，但却不能说不让阅历不够的人不去提问，记者的提问资格既不受本身学养高低的限制，也没有提问界限的束缚，记者不是官员，记者除了对新闻的真实性负责，并不对别的负责。
李肇星和那唐家璇一样：抱着个驴腚还当是得了便宜卖了乖，在那里亲起来没完，把自己的锅都砸了还美的不知那根筋跳个没完，倒真有点《四世同堂》那大赤包的味道。
这共产党里是真有人物！
下次代表大会选大赤包当总书记算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