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十·一，中共操办的庆典都会提及两个句著名口号，一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二是毛泽东在1949年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在事实上，从1949年到1976年，只有毛泽东而没有新中国，才是延续了27年的毛时代的历史真相：个人极权的“党天下”的暴虐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家天下”，站起来的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其他的中国人、包括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全部匍匐在他的脚下，高呼“万岁！万万岁！”
我曾翻阅过十三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虽然很多文稿在“为尊者讳”的禁忌中被省略掉了，但在阅读这个洁本过程中，我仍然感到头皮发炸、后脊梁发凉，这文稿构造出绝对极权者的恐怖形象：每天深夜，毛泽东坐在宽大的书房里，手中拿着一支毛笔，只凭他个人的臆想和好恶，在各种自己起草的和呈送上来的文件上圈来圈去，就决定了中国的一切。对毛来说，行使权力无小事，大到国家的宏观决策和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生死沉浮，小到一封群众来信和消灭蚊虫的数字；从一场场整肃运动的发起到具体步骤、方式，从抓人杀人的比例到审判方式及量刑标准，从剥夺个人财产到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从新闻的发布到措辞、标点的修改，从党内斗争到党外运动，从选举权到议政权，从消灭“地富反坏右”五种阶级敌人的指标到"除四害"的数量……中国的一切全取决于毛泽东手中的这枝毛笔。别说公开的言论决不能让他扫兴，就是连夜深人静时的梦都不能有违于他的心愿；别说他不会放过任何惹他不高兴的人，就连一只他讨厌的苍蝇、老鼠、麻雀、蚊子、臭虫……也不会放过。
毛对阶级灭绝的具体要求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坚决纠正对反革命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土改、镇反和三五反时期，他亲自规定的杀人比例是：农村中杀人“一般不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里杀人“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反右时期，他规定各单位抓右派的比例“应不低于5％”；至于具体执行中的扩大化滥杀，只有在每次运动的后期才能予以微不足道的纠正。毛对“除四害”的要求是：“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他发动的“除四害”运动，仅仅半个月，就消灭了19.6万只麻雀。
行使绝对权力
毛泽东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行使他个人绝对权力的机会，偌大的中国和数亿人口的命运，就被毛个人决定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全盘的计划经济和国有化，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经济代价、让国人付出超常的财产代价；绝对的极权政治、思想独裁和人治秩序，让国人付出从自由到生命、从法律到文化的全方位代价。
仅就毛让国人付出的生命代价而论，便足以见出毛时代暴政之超常惨烈。
中共掌权后，毛泽东便开始“与人奋斗”，当他在这奋斗中享受着“其乐无穷”时，他让中国人付出了前无古人、举世第一的生命代价，数以几千万计的无辜生命只能在地狱里呻吟：50年代初的土改运动中，大规模的经济掠夺和政治迫害在全国展开，在批斗、公审及其他形式的残酷斗争中，被处决的和死于其他方式的地主200万人左右。同时展开的城市“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仍然是大规模的批斗和公审、处决，即便按照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最正规的杀人比例，被处决的人数最少也有70-80万。但各地的滥杀，最初得到纵容，后来想阻止又难以奏效，被以各种方式致死的“敌对分子”，大致的估计也有200万人，其中，因不堪忍受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而自杀者就高达80万人左右。1958年-1962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人祸造成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有人估计高达3000-4000万人，最保守的统计也有2600万人。1966年-1976年的十年文革，造成了至少2000多万人非自然死亡（叶剑英语）。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钦定接班人林彪下至刚刚出生38天的婴儿。
惨烈的代价
据国内外专家的统计，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试验让人类付出了超常的代价，仅非正常死亡的人命就有八千五百万到一亿。其中，苏联，大约二千万；越南，一百万；北朝鲜，二百万；柬埔寨二百万；东欧，一百万；拉美，十五万；非洲，一百七十万；阿富汗，一百五十万。而中国是六千五百万，为各共产极权国家之首，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5%，远远超过中国人在20世纪前五十年的战乱中所付出的生命代价的总和。
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野蛮统治，法西斯极权的种族灭绝是前所未有的，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也是前所未有的，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力、前所未有的人的工具化和前所未有的道德野蛮化的结合。人类历史上，还没有那个独裁制度会把人分为“必须加以灭绝的种族或阶级”，并利用“集中营”和“劳改营”，通过“全民动员”和“系统洗脑”，来系统地实施集体屠杀或灵魂改造；也还没哪一位独裁者公开鼓吹“反人性”的公共道德，对“残酷斗争”、“造反有理”、“杀人不眨眼”、“说谎告密”……进行国家化制度化的激励，从而把出卖良心、虐待弱者、杀人抢劫和说谎成性，变成人们应该且必须服从的国家意志。
传统独裁统治在和平时期的恐怖屠戮，大都针对那些直接挑战统治权的“政敌”，而现代极权制度下，那些在和平时期被出卖被改造被歧视被迫害被屠杀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政治上的“异见分子”，而绝大多数则属于忠臣和顺民，象被斯大林清洗掉的苏共党内的高层人士，被毛泽东打倒的“昔日战友和同志”，大都是共产制度的信仰者；那些挣扎于阶级灭绝下的普通百姓，也大都是共产制度的顺民。他们被灭绝的主要理由，不过是极权者本人主观认定的“敌对阶级”。
改革以来，由于毛的一系列罪恶没有得到公开清算，所以直到今天，毛在许多国人心中仍然是“大救星”。然而，毛泽东时代所制造的绝非什么伟大成就，而是举世罕见的罪恶。
所以，纵观毛时代的中国，只有毛泽东，没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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