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第二部著作《仅仅一年》出版已有19年之久了。对于您的读者来说，可以说您销声匿迹了。为什么要他们等待这么长时间呢？
○您要知道，头两本书是我一生中40多年的总结。而后来呢，后来简直没有什么可写的。第3本书描写了我在国外15年的生活，在美国生活的15年，这里已经有某些素材了，有某种主题了。一般地说，我从来也没有计划写这么长的自传。我对每一本书都分别对待，最终还都写成功了。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已经快70 岁了。我现在正在写第4本书，这本书真的是一部篇幅很长的自传。尽管没有特别着重在“自传”上。但无论怎么说，生活毕竟是极其动荡的，变化不定的。起初我在苏联，后来去了印度，再后来又在美国，而后到英国，又回到苏联，最后又回到了美国。所有这些经历，可以说构成了全部的故事。而在第2本及第3本书的间歇时我觉得……我忙于准备多次再版我的前两本书，但是没有成功，而第3本书在我看来出版得相当及时，当然，那是1984年在印度出版的，这本书我是在英国写的，是为英国出版商写的，英国出版商本来想出它，并且放在他那里，但后来拒绝了，并且说：“这本书是为美国人而写的，您写的是美国的事儿。这是写给美国人的。”在美国1984年几乎被某一出版社采用。但我有这么一个印象，他们终究不会出版这本书的。他们考虑了很长时间，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回到了苏联。
▲请您谈谈作为作家的您。您知道，尽管您已创作了第三本书，可是，您作为作家，对于读者来说仍旧是一个谜。大家都在问，她在哪里？她怎么样？让我做出回答。我看还是请您来回答吧。您在书里写道您愿意默默无闻地生活，并且说：“我的孤僻的天性要求我这样”？也许您能解释这一点。
○您看，我生活了多少岁月？在去西方之前我在苏联生活了41年。确实是“与世隔绝”；首先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广告”；其次，如果让大家知道我是谁，并且抛头露面，这在我们家庭里认为有失体面的。所有的人都极力不被他人发觉，从我妈妈开始到所有其他的亲属一概如此。我怀着这样的感情来到这里，突然落到一个灯火通明的舞台上，五花八门的广告，记者招待会，电视座谈会，弄得我简直要休克了。当然，这是最初的几个月发生的，我是多么想找个什么地方安安静静地，无声无息地坐下来。这个愿望在普林斯顿某种程度也实现了。那里人们不喜欢“广告”，因此这对我非常适合。
▲您写过这句话我现在引用它：“我对我的过去表示厌恶”，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态度，您甚至不教您的小女儿奥莉佳学习俄语，您能说说，这是出于您对过去的一切的态度还是您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化了呢？
○我想、美国化并没有对我产生什么影响，这只不过是因为第一，我从11岁开始学习英语，英语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就是说，来到这里以前很久，我就学会了英语。我非常喜欢英语。甚至与很多朋友及熟人通信全部都是用英语写的。当我来到这里时，我确实很想按照美国方式生活。按照英语思维和书写。在这15年中我的确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我把俄语都忘却了，完全忘却了。当我第一次从英国与儿子通电话时，他简直不能相信，他大声对我说：“你说俄语活像一个外国旅游者说的，你的语调多么奇怪，难听。”当我们回到苏联去的时候，最初很难回答问题，很难遣词造句。对此我的朋友们感到吃惊和遗憾。我曾很想按照美国方式生活，就是说很想过一种新的生活，忘怀这一切，……可是一般来说这又是不可能的。您已看到后来所发生的事了……我们又返回苏联来了。
▲请谈谈，您喜欢什么或者有什么精神寄托？在书里您描写了海岸、室内乐、优秀电影甚至燃烧着的壁炉。在这些背后有些什么浪漫主义的色彩呢？
○首先，我这11年中寄希望于培育我的小女儿。从早到晚。一句话昼夜24小时。我简直没有时间干其他的事情，孤身拉扯孩子，离婚，处于完全另一种文化之中，这非常不易。但这一切她都战胜了，因为她成长为一个纯粹的美国女孩。让她不要成为半侨民式的孩子，让她的心灵中没有双重身分。而她真的没有。而正是这一点使我的日子过得充实些。
我们在普林斯顿一直生活了10年。每一年、每一周接触的都是学校、家长、儿科医生、幼儿老师，还有一些她必须完成的无休止地附加的课程－－－艺术、音乐、马术等等。在从事这些活动的同时，我好像也在重新学习。不言而喻，还要同周围的许多人会面。开始了某种新的甚至完全不曾预料的生活阶段，因为我不打算养育更多的孩子，就这样了，离婚后独自养育一个孩子，你就是家长，你要一个人负起全部责任。这就占据了我10年的光阴。还有其他的吗？是的，我很喜欢音乐。一旦有可能，我就听唱片。我住在纽约附近时，我常去听音乐会。
▲请讲讲您后来的工作情况，您对此好像在哪里都从来只字未提。
○我从1956年到1966在世界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人员，直至我不得不离开为止。我们集体写了苏联文学史的新的版本，我参加的科研小组，从在图书馆里收集材料。分给我的内容是写1922至1934年这一时期。我必须阅读这些年代所有出版物及报纸期刊，非同寻常地有趣，因为在1922年名气很大的那些作家在我所处的时代已经消失了。你再也找不到他们了，诸如《红色处女地》杂志之类的，像沃隆斯基那样的文学活动家也都消失了。我们重新发现了他们。我们 －－－我指的是我的同龄人。这是在我们集体斗争中我所做的两点贡献。除此之外，我们集在一起，听取有安·安尼亚夫斯基参加的小组的所有可能听的工作报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他的。他恰好那时写了一本有关帕斯捷纳克的奇妙的书、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这本书在国外出版了，为此他被捕入狱……
▲请谈谈，在什么请况下您放弃了苏联护照？
○护照？您想说的是国籍吗？我带护照是为了到这里旅行。后来把它烧了。人们总想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一会儿是加拿大，一会儿去英国，或是其他什么地方。我非常担忧，为什么总想把我弄出去，所以我就把它烧了。
而国藉－－－国籍是个更为复杂的事物。烧掉护照的办法并不证明失掉国籍……国籍仍然保留。1968年通过我的律师我们首次向苏联政府提出申请放弃苏联国籍。但直到1969年12月我人还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突然所有的报章，包括《纽约时报》都说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剥夺我的苏联国籍。显而易见，他们想了许久，做出这个决定。我认为1969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在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当时，我被邀请到美国之音朗读了《仅仅一年》的若干章。我读了最为反苏的章节。于是苏联方面作出了反应，在莫斯科向美国驻苏使馆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是“暗中攻讦”。美国使馆答复说；我们无权干涉，作者愿意读什么就读什么。所以他们决定剥夺我的国籍。关于这一决定我已经说了，我说从报纸上，从《纽约时报》上知道的。
▲在《遥远的音乐》中您写到，在苏联生活的40年就像一直是党和政府的奴隶，对此您没有深入地阐述。这是指什么而言？
○在各个方面都与党和政府处于奴隶关系……
▲不，不，我问的是您个人。
○呶，首先，受人监视的生活－－－每天，每小时都受人监视。我每迈出一步，从小孩子时起一直到后来长大，都在政府的监视之下，甚至当我的父亲逝世之后仍是如此，赫鲁晓夫政府以及后来－－－他们认为有义务和知道我干什么，我在哪儿，为什么－－－而后给我下指示。在我去印度之前就是这样……我离开了世界文学研究所，我待在家中。那时赫鲁晓夫的政府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新政府取代了，他们也一如既往地折磨我：“为什么您不在集体当中？为什么不在集体当中？”我回答说：“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这事、那事，让我安安静静地生活吧！”“不行，到集体中去！”
莫斯科有一个研究所－－－世界工人运动研究所。实际上这个研究所是为世界上的工人共产党制定大纲和指示，各党应该做什么哪里正在进行研究工作，需要历史学家……由于我在大学里是学历史系美国史专业的。大学毕业时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美国工会的研究。我自认为是美国工会研究专家，我没从事这一工作，我改学文学了，人们劝我去那儿工作。我不想去那里。我坚持自己的见解。但我知道，如果我从印度回来，我立刻会被塞到这个研究所去。我就得在那里坐下来研究世界工人运动。而我完全不想干这个。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就这样决定了，完全不考虑其他，就是这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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