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4-09-20 19:10:00作者：
期末考试结束后的那个周末，我彻底地放松了一天。先去自由女神岛游玩，在中国城吃了中饭，接着进了中城的一家电影院。坐在回家的地铁里，来美半年多的生活一幕幕地在脑海里浮现，最初两月手头的拮据及找房子跑手续的奔波，第一个月里完成的调研报告，老板限期5个月完成的研究课题，4门课程的作业考试，博士资格考试，这一切都过去了，想想不禁有了几分得意。
这是我来美后的第一个暑假。最初一周，日子过得单纯安宁，每天清晨起来晨跑，吃完早饭去研究所，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做课题一直到天黑才回家，晚饭后看一会电视或录像带。
昨晚的长途电话打破了我心里的宁静。妻子在电话里说小孩又犯了肺炎，在校医院住院，她每天手忙脚乱。想想我一点都帮不上忙，心里干着急啊。一直想把他们接过来，可到如今，银行帐户里只有一千来块钱，想了办法找人借，也开不出6500美金的存款证明。我想来想去，决定去找第二份工作赚点钱。
我买了份《纽约时报》周末版，从密密麻麻的广告里挑了些电话号码，提起电话一个一个地拨号，对方的回答几乎一样：不是委婉地拒绝就是要求工作许可。于是，我预约去了学校外国学生办公室，几分钟谈话后就灰溜溜地走了出来，想申请办张工卡的欲望，就像掉进火炉里的白纸，一下子成了灰烬。
现在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去打黑工！我漫步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边走边这样想着。在靠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家零售店，我买了《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各一份，然后快步流星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回到了宿舍。
看完招工广告后，头脑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去餐馆做招待。那晚，我打了十几个电话，一无所获，哪家餐馆都不要我。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琢磨失败的原因，总结了两点。一是自己不该老老实实承认没有干过这份工，何不说有点工作经验呢？二是要求不要太高，招待的工作找不到，找份送外卖工也行嘛。
次日晚上，我又独自待在宿舍里，一个一个地拨号，想找份外卖工。
“有没有做过啊？”电话里传来老板的问话。这已经是我今晚打出去的第五个电话了。
“有，做过一年多。”我镇静地回答。
对方接着问在哪里做过，来美国多久了，等等，我胡乱地编了些故事。
“明天来试工吧，上午10点。”老板的话音刚落，我兴奋地把电话一搁，跳了起来。哈哈，成功了！
这家餐馆坐落在四十六街和十一大道附近，是10天前新开张的。老板自称姓林，福建人，矮矮的个子，脸色黑黑的。那天上午一见面，他就脸色一沉，说话的口吻略带训斥：“你来送外卖，怎么不骑单车来？”我一怔，答话说：“我以为你这店里有单车呢。”“我这里哪有？送外卖的没有单车？一看你这人就没有干过这活。去去去，骑部单车来，要不然你就回家算了。”
我赶紧转身出店，在街上问一行人附近哪里有自行车商店。那位中年妇女倒真热情，陪我走了几个街区，引导我找到一自行车专卖店。这家店门面不大，里面摆满了各种式样的崭新的自行车，有的车标价到700百多元。
店里的销售员非常热情地给我介绍各种名牌车，我说只想买部最便宜的车。“这车只有105元，看，多棒的车！”他说着，指着架子上一辆五档跑车（商标已记不清了）。这车横梁结实，式样美，天蓝色的漆水亮铮铮的，手提起来居然很轻，骑骑感觉轻巧舒适，比自己国内的那辆“永久”牌车好多了。销售员在滔滔不绝地介绍车的性能，还说我很幸运，今天这车正好是促销，昨天还标价150呢。其实不用他多说，我已经喜欢上了这辆车。想想这价钱够贵的，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就是八九十元啊。可是今天不买这车，那送外卖工也做不成了。想到此，我心一横，从兜里掏出信用卡给了他。
这家餐馆里有5名“雇员”：老板夫妻俩、厨师、小刘和我。小刘是个漂亮的中国女孩，乌黑的头发撒落在肩上，笑起来脸蛋上一对酒窝很美。今天她也是第一次来上班，身兼接电话和招待两职。
餐馆里冷冷清清，偶尔有三两个顾客光临。到中午时分我没有出外送过一起外卖，只是被老板安排不停地干些洗碗、搞卫生、抬东西之类的杂活。老板娘显得烦躁不安，不时对我和小刘发脾气。这生意这么差，谁也高兴不起来。
到了下午两点多，老板叫我和小刘一起去街上发单。我俩各自拿着厚厚一叠餐馆菜单，往时代广场方向走去，边走边向过路行人散发菜单。到了广场，我俩分别站在大街两侧路口的行人道上，手里举着菜单，向过路行人示意。
广场四周耸立着的一排排高楼像层层叠叠的山，中央巨大的电视银幕一闪闪地播着广告画面，行人如海，一波波地从我面前匆匆而过。大多数人健步如飞，对我手头的菜单不屑一顾。我站在那里，感到很不自在，苦涩像潮水般在心头涌动。在这片楼山人海的汪洋中，自己显得多么渺小！
熬了约四五十分钟，我手头的菜单也就是减少了几十张。看看小刘，还站在街对面发单，她手头剩下的菜单比我少多了，看来她的漂亮脸蛋有助推销。我不想呆下去了，估计到天黑时手中还会有菜单。于是，我横过街道，对小刘说，“走吧，别再卖力了。”“我正不想干了呢。这活也够丢人的。咱们这些菜单可怎么处理呀，带回去老板看见了会骂的。”她回答说。我没有哼声，接过她手上的所有菜单，连我的一起塞进了街道旁的一个垃圾桶里。
“我们去逛逛商店吧。”小刘的这个提议正合我意。于是我俩开心地逛起来，这个商店进那个商店出，边走边聊。从谈话中我得知，她新婚丈夫在纽约大学做博士后。她自己3个月前来美，没有小孩，在家呆着闲得慌，于是出来找点事做赚点钱。
逛了一两小时商店后，我们回到店里，进门就挨了老板娘一顿臭骂，抱怨说怎么出去这么久？小刘争辩说，菜单才发完。我鸦雀无声地站在一旁，心里直想笑。
天黑了，有了些定单电话。老板自己揽了大多数的外卖送单，只偶尔给我派个送单的任务。在店里我不停地干各种杂活。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12点多。老板给我20元钱，说：“这是你今天的工钱，明天你不要来了。”接着又给小刘20元钱，说了同样的话。我俩都愣住了，这么快就被炒鱿鱼了？我俩走去店门，相互对视了一下，互相说声再见，就各自去了地铁站。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炒鱿鱼，虽说感到很意外，心里倒还平静。毕竟自己下过乡、走南闯北一二十年，这点小挫折算不了什么。次日晚，我又继续进行“电话外交”。两天后，找到了第二个送外卖的工作。
这家餐馆位于布朗士区南端维布斯特大道上，以外卖为主，生意还过得去。老板自己很能干，待人比较和气。第一天上班，我干得并不利索，出外送单几次迷路，因此在外耽误些时间，老板并无责怪。他的态度使我安下心来，心想这回找工真是找对了地方。
今天是我在这里上班的第三日。我送完两家定单后，正骑车沿着西向的一百五十五街返回餐馆。已是黄昏时分，迎面一轮火红的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涂抹成金黄色，绚丽多彩的阳光与街道两旁高楼里的灯火、街道中央的车灯相辉相映，甚为壮观。我一边欣赏着这城市美景，一边轻声地哼着自己最喜欢的歌《小草》。前面十字路口的红灯亮了，我轻轻地握握车闸，缓缓地停在路旁。
信号灯转绿了，我着地的右脚重新回到了车脚蹬上。哎，不对劲，车子这么沉重？回头一看，不好！一位矮个的黑人青年抓住了车的后椅，他的旁边还站着一个壮实的大个黑人。
“这车是我的！”小矮个黑人一边叫唤着，一边使劲拽我的车。
“这车是我买的，怎么……”我的话尚未完……
“砰”就挨了大个黑人的一重拳，只觉左胸口一阵痉挛，随后是钻心刺骨的痛，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中的自行车把。
小矮个提起地上的车子，飞身跃上，急速行驶，眨眼功夫就拐入另一条街，不见人影。
我在原地蹲了几分钟，慢慢地直起腰，几分钟前的歌声销声匿迹，留在心里的只是淡淡的悲愤。我摸摸口袋，手里抓住那几块钱小费，走向了附近的地铁站。
回到宿舍，我就给老板挂了个电话，说明情况，客客气气地“辞职”了。又给警察局挂电话报了案。两名警察闻讯后到了宿舍，详细询问了车子和作案人的特征。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心爱的天蓝色跑车。
胸口痛了一个多星期，每天还是待在研究所里干活。那天，我坐在系大楼外的长凳上吃中餐，正好遇到了小王。小王是机械系的硕士，与我同班上过“偏微分方程”课。他来美两年多，一直在中城一家中餐馆打工。听完我叙说的找工打工的经历，他连声怪我太傻、太没经验。首先，就不该买那么贵的新车，应该去旧车行找辆破车；其次不要去黑人区送外卖，老中在黑区里被打被抢的情况屡见不鲜；再次不要在街道中的汽车道上骑车，城市学院就曾经有个中国留学生骑车送外卖被公交车压死了；云云。最后他说，他打工的那家餐馆最近正在招聘外卖工，如我愿意做，他可跟老板说说。我想了想，咬咬牙，表示我想去做，只要有机会。
次日晚上，小王真的打电话来了，通知我明日去上班，下午5点到深夜1点，餐馆里有破自行车，自己就不用带了。还说如有朋友想做，可带他一起来。电话一搁，我兴奋地在房间里接连蹦跳了好几下。这个工作的上班时间简直太理想了，可让我白天在所里干，晚上在餐馆里干！又不需要自己掏钱买车。还可带个朋友！
静下来一想，我打了个电话给老张。老张是我们七七届同行，国内博士毕业两年后就破格提拔为教授，3月前受国家教委公派来美，在我们所里作访问学者。他一直在想回国前出外打工赚点钱，也体验体验生活，听我说有个机会，很高兴地接受了。
这家餐馆位于五十九街和勒克辛同大道附近。从黄昏时分到黑夜10点左右，堂吃厅里门庭若市，4个女招待围着36张圆桌转个不停，周末时，等候入席的顾客从门里排到门外。餐馆里有两条外卖专线，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两个小姐又收银又接电话，忙得几乎没有上厕所的时间。另有一个小姐专门负责打包（把顾客的定货饭菜包在纸包里）。送外卖的有5个男士，两个从福建偷渡来的小伙子、小王、老张和我。那个餐馆的热闹场面啊，我真是平生第一次见到。
这家餐馆的老板40来岁，是个台湾来的移民，在曼哈顿开有两家餐馆（另一家在三十四街附近），据说，他有美国某大学化工系的硕士文凭。这个老板是不干活的，大多数时间待在家里，只偶尔去他的餐馆“视察”一下。我只见过他一两次，对他的长相印象不多。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太太，只听店里的人说，她是个年轻漂亮的上海姑娘，曾是个留学生。
我们送外卖的，不出门送货时就在餐馆的地下室干各种杂活，一听到上面叫唤，就按先来后到的次序上去取包，接着出门骑车送货。从6点到10 点，任务饱满，基本上是送货回来，马上又领货出发。每把一个定单送到顾客手里，一般都能得到小费，大多数顾客一次给五毛到三元不等。但如果顾客不满意定货，要求补菜或换菜等，再次送去的包叫做“补包”。对补包，顾客是不给小费的。
刚上班的那几天，我不太熟悉送货路线和门牌号码，跑得较慢，但一晚也能得到约30块钱小费，再加上老板给的20块“工资”。后来跑熟了，有时一晚能挣到50多块小费。在路上，我经常遇到老张，俩人一起沿着人行道骑车回餐馆。有时他开玩笑说，我们这真是在大都市里骑车逛街，上富人家里收钱。那些时刻，我俩还挺开心。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十几天后，我觉察到那俩福建小伙的敌意。能理解，这样的活在外面跑跑就熟了，他们的“技能”比我们好不了多少。大家在一口锅里分饭吃，我们拿多了，他们就拿少了。这俩福建小伙是这个餐馆里的“正式长工”，已经在那里干了两年多了。他们首先拿我开刀，暗地里串通打包的小姐，专门把“补包”和“远包”留给我。所谓“远包”，是远距离送的定货，有些远包需要骑车跑六七十条街才能送到。那一晚，我送了三个远包、两个补包，凌晨回家后数数，总共才挣了30多块。
以后的情形没有多少改变，我忍气吞声地干了约一星期。那天晚上，我送一个外卖单到了一百四十五街。那一带是黑人区，黑夜中的街道和大楼显得阴森森的，街道上车子很少，三三两两的黑人站在街道两旁。骑车从他们身旁过时，我紧张得全身毛发直竖（可能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缘故吧）。好不容易完成任务回到餐馆，打包小姐又给我派一个补包。看看地址，还挺远，这可真是个“远补包”。我气得手都有些发抖，不客气地对小姐说：“你还有没有良心？为啥专门把这些补包、远包派给我？”
小姐也不客气，问我：“你送不送，啊？”
“我没说不送包。只是提醒你办事也得讲点公平。”说完，我就提着包出门了。
当我再次返回餐馆时，一进门就看见了老板，脸色深沉，站在打包小姐旁边。我不禁倒吸了口气，预感情况不妙。
老板抬头看了我一眼，声调严厉地对收银小姐说：“给这位先生工钱。”然后，他背转身，送了我一句文雅的话：“我正式通知你被FIRE了。”话里还夹带个英文词。说完，他就再也不理我们，径自出门，开着他那辆崭新的BMW，奔驰远去。
我默默地下到地下室，打算给小王、老张道别，可他们都不在。我向那里的厨师傅们道过谢，就头也不回地出了餐馆门，心里数着数，我在这里度过了22个夜晚！
回家算了算帐，打工总共赚了一千多块钱，加上自己原有存款和向朋友借的四千块，银行帐户里的钱足够了。我明天就能去银行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存款证明！
我的心情顿时开朗，就像雨过天晴，迎来了一轮灿烂绚丽的太阳。
5天后，老王也被老板炒了鱿鱼。他一见到我，就困惑而又愤慨地说：“我也被那老板开除了。他娘的，连个理由都没给。”
我想了想说：“他不需要说明理由。当他的锅里冒泡时，首先想到的是谁对他更有用。我们都是不能依靠信赖的人。”
老王叹了口气说：“唉，也不知道小王怎么能在那鬼餐馆熬上两年多。”
我的眼睛湿润了。是的，我们比小王幸运得多！
后记：
俗话说，“凡事二不过三”。第二次被炒鱿鱼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和深深的思考。我不想再有第三次。11年过去了，我的确没有经历过第三次，但愿我的努力不会让我再来谈起第三次被炒鱿鱼的经历。
这是我来美后的第一个暑假。最初一周，日子过得单纯安宁，每天清晨起来晨跑，吃完早饭去研究所，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做课题一直到天黑才回家，晚饭后看一会电视或录像带。
昨晚的长途电话打破了我心里的宁静。妻子在电话里说小孩又犯了肺炎，在校医院住院，她每天手忙脚乱。想想我一点都帮不上忙，心里干着急啊。一直想把他们接过来，可到如今，银行帐户里只有一千来块钱，想了办法找人借，也开不出6500美金的存款证明。我想来想去，决定去找第二份工作赚点钱。
我买了份《纽约时报》周末版，从密密麻麻的广告里挑了些电话号码，提起电话一个一个地拨号，对方的回答几乎一样：不是委婉地拒绝就是要求工作许可。于是，我预约去了学校外国学生办公室，几分钟谈话后就灰溜溜地走了出来，想申请办张工卡的欲望，就像掉进火炉里的白纸，一下子成了灰烬。
现在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去打黑工！我漫步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边走边这样想着。在靠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家零售店，我买了《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各一份，然后快步流星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回到了宿舍。
看完招工广告后，头脑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去餐馆做招待。那晚，我打了十几个电话，一无所获，哪家餐馆都不要我。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琢磨失败的原因，总结了两点。一是自己不该老老实实承认没有干过这份工，何不说有点工作经验呢？二是要求不要太高，招待的工作找不到，找份送外卖工也行嘛。
次日晚上，我又独自待在宿舍里，一个一个地拨号，想找份外卖工。
“有没有做过啊？”电话里传来老板的问话。这已经是我今晚打出去的第五个电话了。
“有，做过一年多。”我镇静地回答。
对方接着问在哪里做过，来美国多久了，等等，我胡乱地编了些故事。
“明天来试工吧，上午10点。”老板的话音刚落，我兴奋地把电话一搁，跳了起来。哈哈，成功了！
这家餐馆坐落在四十六街和十一大道附近，是10天前新开张的。老板自称姓林，福建人，矮矮的个子，脸色黑黑的。那天上午一见面，他就脸色一沉，说话的口吻略带训斥：“你来送外卖，怎么不骑单车来？”我一怔，答话说：“我以为你这店里有单车呢。”“我这里哪有？送外卖的没有单车？一看你这人就没有干过这活。去去去，骑部单车来，要不然你就回家算了。”
我赶紧转身出店，在街上问一行人附近哪里有自行车商店。那位中年妇女倒真热情，陪我走了几个街区，引导我找到一自行车专卖店。这家店门面不大，里面摆满了各种式样的崭新的自行车，有的车标价到700百多元。
店里的销售员非常热情地给我介绍各种名牌车，我说只想买部最便宜的车。“这车只有105元，看，多棒的车！”他说着，指着架子上一辆五档跑车（商标已记不清了）。这车横梁结实，式样美，天蓝色的漆水亮铮铮的，手提起来居然很轻，骑骑感觉轻巧舒适，比自己国内的那辆“永久”牌车好多了。销售员在滔滔不绝地介绍车的性能，还说我很幸运，今天这车正好是促销，昨天还标价150呢。其实不用他多说，我已经喜欢上了这辆车。想想这价钱够贵的，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就是八九十元啊。可是今天不买这车，那送外卖工也做不成了。想到此，我心一横，从兜里掏出信用卡给了他。
这家餐馆里有5名“雇员”：老板夫妻俩、厨师、小刘和我。小刘是个漂亮的中国女孩，乌黑的头发撒落在肩上，笑起来脸蛋上一对酒窝很美。今天她也是第一次来上班，身兼接电话和招待两职。
餐馆里冷冷清清，偶尔有三两个顾客光临。到中午时分我没有出外送过一起外卖，只是被老板安排不停地干些洗碗、搞卫生、抬东西之类的杂活。老板娘显得烦躁不安，不时对我和小刘发脾气。这生意这么差，谁也高兴不起来。
到了下午两点多，老板叫我和小刘一起去街上发单。我俩各自拿着厚厚一叠餐馆菜单，往时代广场方向走去，边走边向过路行人散发菜单。到了广场，我俩分别站在大街两侧路口的行人道上，手里举着菜单，向过路行人示意。
广场四周耸立着的一排排高楼像层层叠叠的山，中央巨大的电视银幕一闪闪地播着广告画面，行人如海，一波波地从我面前匆匆而过。大多数人健步如飞，对我手头的菜单不屑一顾。我站在那里，感到很不自在，苦涩像潮水般在心头涌动。在这片楼山人海的汪洋中，自己显得多么渺小！
熬了约四五十分钟，我手头的菜单也就是减少了几十张。看看小刘，还站在街对面发单，她手头剩下的菜单比我少多了，看来她的漂亮脸蛋有助推销。我不想呆下去了，估计到天黑时手中还会有菜单。于是，我横过街道，对小刘说，“走吧，别再卖力了。”“我正不想干了呢。这活也够丢人的。咱们这些菜单可怎么处理呀，带回去老板看见了会骂的。”她回答说。我没有哼声，接过她手上的所有菜单，连我的一起塞进了街道旁的一个垃圾桶里。
“我们去逛逛商店吧。”小刘的这个提议正合我意。于是我俩开心地逛起来，这个商店进那个商店出，边走边聊。从谈话中我得知，她新婚丈夫在纽约大学做博士后。她自己3个月前来美，没有小孩，在家呆着闲得慌，于是出来找点事做赚点钱。
逛了一两小时商店后，我们回到店里，进门就挨了老板娘一顿臭骂，抱怨说怎么出去这么久？小刘争辩说，菜单才发完。我鸦雀无声地站在一旁，心里直想笑。
天黑了，有了些定单电话。老板自己揽了大多数的外卖送单，只偶尔给我派个送单的任务。在店里我不停地干各种杂活。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12点多。老板给我20元钱，说：“这是你今天的工钱，明天你不要来了。”接着又给小刘20元钱，说了同样的话。我俩都愣住了，这么快就被炒鱿鱼了？我俩走去店门，相互对视了一下，互相说声再见，就各自去了地铁站。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炒鱿鱼，虽说感到很意外，心里倒还平静。毕竟自己下过乡、走南闯北一二十年，这点小挫折算不了什么。次日晚，我又继续进行“电话外交”。两天后，找到了第二个送外卖的工作。
这家餐馆位于布朗士区南端维布斯特大道上，以外卖为主，生意还过得去。老板自己很能干，待人比较和气。第一天上班，我干得并不利索，出外送单几次迷路，因此在外耽误些时间，老板并无责怪。他的态度使我安下心来，心想这回找工真是找对了地方。
今天是我在这里上班的第三日。我送完两家定单后，正骑车沿着西向的一百五十五街返回餐馆。已是黄昏时分，迎面一轮火红的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涂抹成金黄色，绚丽多彩的阳光与街道两旁高楼里的灯火、街道中央的车灯相辉相映，甚为壮观。我一边欣赏着这城市美景，一边轻声地哼着自己最喜欢的歌《小草》。前面十字路口的红灯亮了，我轻轻地握握车闸，缓缓地停在路旁。
信号灯转绿了，我着地的右脚重新回到了车脚蹬上。哎，不对劲，车子这么沉重？回头一看，不好！一位矮个的黑人青年抓住了车的后椅，他的旁边还站着一个壮实的大个黑人。
“这车是我的！”小矮个黑人一边叫唤着，一边使劲拽我的车。
“这车是我买的，怎么……”我的话尚未完……
“砰”就挨了大个黑人的一重拳，只觉左胸口一阵痉挛，随后是钻心刺骨的痛，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中的自行车把。
小矮个提起地上的车子，飞身跃上，急速行驶，眨眼功夫就拐入另一条街，不见人影。
我在原地蹲了几分钟，慢慢地直起腰，几分钟前的歌声销声匿迹，留在心里的只是淡淡的悲愤。我摸摸口袋，手里抓住那几块钱小费，走向了附近的地铁站。
回到宿舍，我就给老板挂了个电话，说明情况，客客气气地“辞职”了。又给警察局挂电话报了案。两名警察闻讯后到了宿舍，详细询问了车子和作案人的特征。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心爱的天蓝色跑车。
胸口痛了一个多星期，每天还是待在研究所里干活。那天，我坐在系大楼外的长凳上吃中餐，正好遇到了小王。小王是机械系的硕士，与我同班上过“偏微分方程”课。他来美两年多，一直在中城一家中餐馆打工。听完我叙说的找工打工的经历，他连声怪我太傻、太没经验。首先，就不该买那么贵的新车，应该去旧车行找辆破车；其次不要去黑人区送外卖，老中在黑区里被打被抢的情况屡见不鲜；再次不要在街道中的汽车道上骑车，城市学院就曾经有个中国留学生骑车送外卖被公交车压死了；云云。最后他说，他打工的那家餐馆最近正在招聘外卖工，如我愿意做，他可跟老板说说。我想了想，咬咬牙，表示我想去做，只要有机会。
次日晚上，小王真的打电话来了，通知我明日去上班，下午5点到深夜1点，餐馆里有破自行车，自己就不用带了。还说如有朋友想做，可带他一起来。电话一搁，我兴奋地在房间里接连蹦跳了好几下。这个工作的上班时间简直太理想了，可让我白天在所里干，晚上在餐馆里干！又不需要自己掏钱买车。还可带个朋友！
静下来一想，我打了个电话给老张。老张是我们七七届同行，国内博士毕业两年后就破格提拔为教授，3月前受国家教委公派来美，在我们所里作访问学者。他一直在想回国前出外打工赚点钱，也体验体验生活，听我说有个机会，很高兴地接受了。
这家餐馆位于五十九街和勒克辛同大道附近。从黄昏时分到黑夜10点左右，堂吃厅里门庭若市，4个女招待围着36张圆桌转个不停，周末时，等候入席的顾客从门里排到门外。餐馆里有两条外卖专线，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两个小姐又收银又接电话，忙得几乎没有上厕所的时间。另有一个小姐专门负责打包（把顾客的定货饭菜包在纸包里）。送外卖的有5个男士，两个从福建偷渡来的小伙子、小王、老张和我。那个餐馆的热闹场面啊，我真是平生第一次见到。
这家餐馆的老板40来岁，是个台湾来的移民，在曼哈顿开有两家餐馆（另一家在三十四街附近），据说，他有美国某大学化工系的硕士文凭。这个老板是不干活的，大多数时间待在家里，只偶尔去他的餐馆“视察”一下。我只见过他一两次，对他的长相印象不多。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太太，只听店里的人说，她是个年轻漂亮的上海姑娘，曾是个留学生。
我们送外卖的，不出门送货时就在餐馆的地下室干各种杂活，一听到上面叫唤，就按先来后到的次序上去取包，接着出门骑车送货。从6点到10 点，任务饱满，基本上是送货回来，马上又领货出发。每把一个定单送到顾客手里，一般都能得到小费，大多数顾客一次给五毛到三元不等。但如果顾客不满意定货，要求补菜或换菜等，再次送去的包叫做“补包”。对补包，顾客是不给小费的。
刚上班的那几天，我不太熟悉送货路线和门牌号码，跑得较慢，但一晚也能得到约30块钱小费，再加上老板给的20块“工资”。后来跑熟了，有时一晚能挣到50多块小费。在路上，我经常遇到老张，俩人一起沿着人行道骑车回餐馆。有时他开玩笑说，我们这真是在大都市里骑车逛街，上富人家里收钱。那些时刻，我俩还挺开心。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十几天后，我觉察到那俩福建小伙的敌意。能理解，这样的活在外面跑跑就熟了，他们的“技能”比我们好不了多少。大家在一口锅里分饭吃，我们拿多了，他们就拿少了。这俩福建小伙是这个餐馆里的“正式长工”，已经在那里干了两年多了。他们首先拿我开刀，暗地里串通打包的小姐，专门把“补包”和“远包”留给我。所谓“远包”，是远距离送的定货，有些远包需要骑车跑六七十条街才能送到。那一晚，我送了三个远包、两个补包，凌晨回家后数数，总共才挣了30多块。
以后的情形没有多少改变，我忍气吞声地干了约一星期。那天晚上，我送一个外卖单到了一百四十五街。那一带是黑人区，黑夜中的街道和大楼显得阴森森的，街道上车子很少，三三两两的黑人站在街道两旁。骑车从他们身旁过时，我紧张得全身毛发直竖（可能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缘故吧）。好不容易完成任务回到餐馆，打包小姐又给我派一个补包。看看地址，还挺远，这可真是个“远补包”。我气得手都有些发抖，不客气地对小姐说：“你还有没有良心？为啥专门把这些补包、远包派给我？”
小姐也不客气，问我：“你送不送，啊？”
“我没说不送包。只是提醒你办事也得讲点公平。”说完，我就提着包出门了。
当我再次返回餐馆时，一进门就看见了老板，脸色深沉，站在打包小姐旁边。我不禁倒吸了口气，预感情况不妙。
老板抬头看了我一眼，声调严厉地对收银小姐说：“给这位先生工钱。”然后，他背转身，送了我一句文雅的话：“我正式通知你被FIRE了。”话里还夹带个英文词。说完，他就再也不理我们，径自出门，开着他那辆崭新的BMW，奔驰远去。
我默默地下到地下室，打算给小王、老张道别，可他们都不在。我向那里的厨师傅们道过谢，就头也不回地出了餐馆门，心里数着数，我在这里度过了22个夜晚！
回家算了算帐，打工总共赚了一千多块钱，加上自己原有存款和向朋友借的四千块，银行帐户里的钱足够了。我明天就能去银行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存款证明！
我的心情顿时开朗，就像雨过天晴，迎来了一轮灿烂绚丽的太阳。
5天后，老王也被老板炒了鱿鱼。他一见到我，就困惑而又愤慨地说：“我也被那老板开除了。他娘的，连个理由都没给。”
我想了想说：“他不需要说明理由。当他的锅里冒泡时，首先想到的是谁对他更有用。我们都是不能依靠信赖的人。”
老王叹了口气说：“唉，也不知道小王怎么能在那鬼餐馆熬上两年多。”
我的眼睛湿润了。是的，我们比小王幸运得多！
后记：
俗话说，“凡事二不过三”。第二次被炒鱿鱼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和深深的思考。我不想再有第三次。11年过去了，我的确没有经历过第三次，但愿我的努力不会让我再来谈起第三次被炒鱿鱼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