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4-09-20 02:52:00作者：
昨天和朋友聊起郎咸平关于国企产权改革及权威主义的主张，忍不住谈起，如果小凯先生还在，郎咸平还敢不敢这样乱说。小凯先生又会怎么评论？
郎咸平把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指为少数资本利益、权贵利益的代言人，然后把自己塑造成民众利益的代表，进而把近些年来经济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归咎于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实践，认为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一时间应者甚众，“主流”经济学家一时“失语”。
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还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显学，是被阉割过的，扭曲的经济学（所谓“主流”实在不能当）。市场经济是一个分权化的经济，所以首要是对政府的约束，要求政府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市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在经济领域主张市场的权利，反对行政权力干预。权贵主义更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坚决反对的。
现在腐败问题、不公平问题的根源是行政权力直接控制资源配置领域（不是间接调控）－－必然产生权钱交易和权贵主义。持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学者，没有贯彻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精神，迁就当前约束而推行的渐进改革自然容易产生这些问题，并深受垢病。郎咸平的进攻虽然有力，打到了渐进改革的要害，但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反而高举权威主义的大旗，主张政府更多地控制经济，何谬之深也。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违背自己的学派信仰，主动扭曲自己迎合环境，虽然使主张的政策得以有限地推行，难以保证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不是跳蚤，就象拉美国家出现的情况－－不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造成了腐败，而是其改革不彻底，权钱勾结形成权贵主义导致的。这些国家要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主张，抛弃了自由主义约束政府权力的宪政精神内核。在贫富悬殊、腐败横行之后，拉美政府借民意为名，扩张自己的权力，树立自己的权威，自由主义成了替罪羊。
自由主义本来是属于民众和弱势群体的主义，是制约行政暴力保护个人权利的盾牌。折衷主义的改革实践不仅使自己变得易受打击，更大的后遗症是使民众误解自由主义是为权贵说话的。老酷说“如果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完全回避zhengzhi改革的情况下，透支了经济改革，把西方的一些经济理念和方法生硬地嫁接到中国，因而充当了富人代言人的话，那么一直被指责为“不懂经济”的“新左派”经济学家也犯了一个大同小异的错误，他们也尽可能回避....，利用民众因对现实不满产生的怀旧情绪，把九十年代以来产生的所有罪恶推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些容易打击的对手头上，......光荣地扮演了一把底层民众代言人的角色。”虽然这些学者有一肚子的无可奈何，但是这个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找的。
杨小凯一直不苟同国内经济学界这种折衷的做法。由于其个人的魄力和环境，更由于其切身的体验和独立思考，小凯先生一贯地坚持其自由主义的理想，反对威权主义，主张彻底的改革，其智慧的利刃一直解剖到宪政和中国的文化精神。
由于其思想的澄澈，没有国内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在主张上的拖泥带水和站在哪里的嫌疑，即便是他的对手也尊敬他，不敢拿利益来说事，而折服于其拳拳爱国之心。
杨小凯先生离开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他本来要修复中国人扭曲的文化结构，补充中国缺失的一环最重要的基因。正是因为缺了它，在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我们步履蹒跚，不得不无数次借重威权的拐杖，虽然它无数次把人们摔在泥中。可惜小凯先生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就被上帝带走了。这是自然上帝和历史上帝在考验中国人的智慧－－今后我们无可依靠，只能依靠自己。
我们能不能在小凯先生智慧照亮的方向继续前行，找到跳出历史循环的时间机器？这个前途最终在民众的智慧，但是也离不开媒体对真实的映照。
郎咸平把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指为少数资本利益、权贵利益的代言人，然后把自己塑造成民众利益的代表，进而把近些年来经济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归咎于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实践，认为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一时间应者甚众，“主流”经济学家一时“失语”。
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还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显学，是被阉割过的，扭曲的经济学（所谓“主流”实在不能当）。市场经济是一个分权化的经济，所以首要是对政府的约束，要求政府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市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在经济领域主张市场的权利，反对行政权力干预。权贵主义更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坚决反对的。
现在腐败问题、不公平问题的根源是行政权力直接控制资源配置领域（不是间接调控）－－必然产生权钱交易和权贵主义。持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学者，没有贯彻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精神，迁就当前约束而推行的渐进改革自然容易产生这些问题，并深受垢病。郎咸平的进攻虽然有力，打到了渐进改革的要害，但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反而高举权威主义的大旗，主张政府更多地控制经济，何谬之深也。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违背自己的学派信仰，主动扭曲自己迎合环境，虽然使主张的政策得以有限地推行，难以保证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不是跳蚤，就象拉美国家出现的情况－－不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造成了腐败，而是其改革不彻底，权钱勾结形成权贵主义导致的。这些国家要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主张，抛弃了自由主义约束政府权力的宪政精神内核。在贫富悬殊、腐败横行之后，拉美政府借民意为名，扩张自己的权力，树立自己的权威，自由主义成了替罪羊。
自由主义本来是属于民众和弱势群体的主义，是制约行政暴力保护个人权利的盾牌。折衷主义的改革实践不仅使自己变得易受打击，更大的后遗症是使民众误解自由主义是为权贵说话的。老酷说“如果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完全回避zhengzhi改革的情况下，透支了经济改革，把西方的一些经济理念和方法生硬地嫁接到中国，因而充当了富人代言人的话，那么一直被指责为“不懂经济”的“新左派”经济学家也犯了一个大同小异的错误，他们也尽可能回避....，利用民众因对现实不满产生的怀旧情绪，把九十年代以来产生的所有罪恶推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些容易打击的对手头上，......光荣地扮演了一把底层民众代言人的角色。”虽然这些学者有一肚子的无可奈何，但是这个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找的。
杨小凯一直不苟同国内经济学界这种折衷的做法。由于其个人的魄力和环境，更由于其切身的体验和独立思考，小凯先生一贯地坚持其自由主义的理想，反对威权主义，主张彻底的改革，其智慧的利刃一直解剖到宪政和中国的文化精神。
由于其思想的澄澈，没有国内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在主张上的拖泥带水和站在哪里的嫌疑，即便是他的对手也尊敬他，不敢拿利益来说事，而折服于其拳拳爱国之心。
杨小凯先生离开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他本来要修复中国人扭曲的文化结构，补充中国缺失的一环最重要的基因。正是因为缺了它，在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我们步履蹒跚，不得不无数次借重威权的拐杖，虽然它无数次把人们摔在泥中。可惜小凯先生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就被上帝带走了。这是自然上帝和历史上帝在考验中国人的智慧－－今后我们无可依靠，只能依靠自己。
我们能不能在小凯先生智慧照亮的方向继续前行，找到跳出历史循环的时间机器？这个前途最终在民众的智慧，但是也离不开媒体对真实的映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