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小凯仰慕已久。在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年仅17岁的他曾以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震惊中外，被翻译成19种文字。当时，我就深受这篇大字报的思想影响，却无缘结识这位青年思想家。后来，我和小凯有了许多共同的友人。他们经常谈起他，才知道杨小凯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中国向何处去》作者杨曦光。直到1990年代，在香港宦国苍兄的家中第一次见到小凯，才有了一次深入的长谈。因此，我与小凯虽难说是好友，却也可说是同道。听朋友说，当年小凯爲了那篇《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刑10年。杨小凯在狱中自学英语、数理和经济学课程。1978年出狱后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因政治原因未能入学。1984年，他被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挑选，赴美留学，于198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来移民澳大利亚发展。
杨小凯35 岁攻读研究生，55岁谢世，学术生涯只有20年，但却不枉此生。他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之一。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杨小凯对经济学有关分工中“超边际经济学”的研究使他不仅成为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也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他的成就表现在对现代经济学所有的分支都进行了梳理。所以他不是在某一个领域方面的进步，而是对整个经济学的基础进行了一番重新研究。然后在现有经济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包括对分工的研究，对专业化的研究。”古典经济学者亚当•斯密提出分工和专业化问题，但没有建立数理模型。杨小凯使用超边际分析为主要数学工具来分析分工和专业化问题，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
杨小凯的难能可贵之处，更在于把经济研究重新回归到社会环境中去。他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有一种保留和怀疑。但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情绪化的，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按照杨小凯的看法，经济增长不仅是分工，重要的是分工水准不断提升，而导致这种分工层次提升的重要因素是制度，其中产权是核心。产权受许多其他制度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国家是唯一可以掌握合法暴力的组织。国家如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发挥作用。私人产权不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就难以稳固。现在国内政治没有太大改变，经济上虽然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但寡头垄断很严重，各种南美式坏资本主义的特征都已经出现了。政府的权力没有有效的制衡，就会造成苛捐杂税、贪污和其他寻租行为。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的间接后果，比直接后果更严重，因为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社会大众不再相信公认的游戏规则，因而所有人的行为都变成非常机会主义，只要对己有利，即可以不顾社会的道德准则，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偷抢哄骗横行、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盛行的社会。杨小凯认爲，英国光荣革命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虚君宪政、议会民主制度，使政府对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承诺成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对以后世界的变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杨小凯在患上癌症的最后日子里，还风尘仆仆地回国讲演。在一次题爲“后发劣势”的讲演中，他警告说：“很多人在沾沾自喜地谈后发优势，执政者当然喜欢听。可是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没有合理的制度，是难以为继的。如果我们冷静考察一下，二战前的德国和后来的苏联的教训，应该不难吸取前车之鉴。我要唱个反调，讲讲中国的后发劣势，起码可以让一部分人清醒：只有经济改革和发展，没有宪政共和作为保障，是不可能使中国跻入强国之林的。”环顾当今世界，又有多少人能不被中国经济表面的浮华所迷惑，而有杨小凯这样的清醒头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