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这个来自东方的游客，爱尔兰这块有七千多年文明的土地，触发了我许多遐想，例如民族、宗教、战争、欧洲的历史和未来，它甚至启发我思考位于亚洲的绿色岛国－－台湾的问题。
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声
那天，在忽晴忽雨典型的爱尔兰天气里，友人带我们参观该国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纽格兰奇巨墓（Newgrange）。在墓穴中，导游突然熄灭了灯光，于是，神秘的事情出现了。五千年前，人类居然设计了这样一个奇迹：石室的地面、巨墓的入口、与远处山顶处在同一水平上，每年冬至的早晨，阳光能够给这个终年黑暗的石室带来15分钟的光明。
带着未曾解答的史前遗迹之谜，我们乘车归去。归途中经过波尼河畔一处古战场遗址，我们下车，在雨后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气中，置身于一片野花盛开、牛羊点缀的绿色原野。
这是千军万马鏖战过的古战场遗址。矫健的战马，装饰一新的古战车，粗重的古代铁炮，穿着古将士戎装的讲解员绘声绘色地叙述，将我们带往三百多年前的战争岁月，我们仿佛听到号角阵阵、杀声震天，看到一片战旗猎猎、刀光剑影的壮烈场景。
在爱尔兰历史上，没有比1690年的波尼战役（BattleoftheBoyne）更著名的战役了。作战的双方，是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和他的女婿威廉三世。翁婿俩各自出动了几万人马，酿成爱尔兰古战场上最大规模的战役。这次战役不仅是规模空前，还关系到英国王位，法国在欧洲的势力，以及新教在爱尔兰的扩张。
战争发生的起因是，1688年英国发生不流血的政变，史称“光荣革命”，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被自己的女婿－－金发的威廉（当时荷兰的执政）率荷兰舰队赶下王位，被迫逃往法国。第二年，在法国援军的援助下，詹姆斯从爱尔兰登陆，想要重新夺回王位。由于南爱尔兰人是天主教徒，他们站在詹姆斯一边。而北爱尔兰人却因为大都是新教徒的缘故，他们支持新教国王威廉三世。
1690年旧历7月1日，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在波尼爆发。詹姆斯二世带着一支有25000人的队伍，其中有英国人、爱尔兰人，还有支援他们的法国士兵，他们进驻了波尼河南部。威廉三世旗下是一支多国部队，有36000人，由丹麦人、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瑞士人意大利人、挪威人和波兰人组成，其中的精锐是荷兰蓝色卫队。威廉军在波尼河北岸摆开阵势。
双方先是隔河相互炮轰了一天一夜。由于詹姆斯不听部下的警告，没有防备威廉军从侧翼渡河。日出的时候，威廉军开始渡河，詹姆斯命令部队迎战，但已经太晚了，简易的防御工事抵挡不了荷兰蓝色卫队的进攻。那是一个晴朗无云的清晨，血刃激战之后，威廉军大获全胜。
被嘲笑为“为了一台弥撒而抛弃了三个王国”的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在兵败后，再次逃往法国，拥护詹姆斯的爱尔兰天主教徒遭到镇压。
恩恩怨怨数百年之后
走进波尼古战场凭吊，也就走进了一部爱尔兰人被压迫和反抗的历史，令人不由得去追踪爱尔兰和英国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
由于波尼战役发生在七月，因此，以后每年七月前后，都成为北爱尔兰的宗教冲突多发期。作为胜利者，占北爱尔兰人口大多数的新教徒，为了纪念威廉三世（又称奥伦治．威廉）打败詹姆斯的波尼战役，在这时举行传统的游行活动--“奥伦治大游行”。由于每次游行都经过天主教聚居区，由此引起天主教徒的强烈不满，屡屡引发激烈冲突。
从12世纪后半期起，爱尔兰的历史，就是一部被英国征服和反征服的历史。十六世纪宗教革命后，英国脱离罗马创立了自己的新教教会，但爱尔兰拒绝追随英国而继续信奉天主教，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又加入了宗教冲突的成份。十七世纪中叶，英军大举镇压爱尔兰人民的起义，杀戮甚惨。1922年，爱尔兰在长期抗争后终于获得自由，于1937年通过新宪法，宣告自身为“独立民主的主权国家”，但留下世人皆知的北爱问题。近几十年来，北爱曾经有过生灵涂炭的“黑色时期”，数千人在暴乱中丧生，上万人成为终生残废。
然而，这次我在英爱边境看到的，却是一派平静祥和的景象。虽然和我同车的爱尔兰人穿着背部画有包括北爱（现属英国）的地图，有明显挑衅的爱国色彩，他们谈起英国时，仍然有嘲笑挖苦之意，但我过海关的切身体验是：这两个国家已经“亲如一家”。我持有的英国签证，被爱尔兰认可，从爱尔兰渡海回英国时，海关官员懒得检查我们的护照，挥挥手就让我们过去。
据说，一个爱尔兰人或英国人可以像在自己国家一样，在对方国家自如地就学、工作生活，还可享受除选举权外的一切权利，比如拿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其实，就是两国互通国民待遇。这不禁令人感叹，历史转了这么一个大弯，早知如此，两国几百年的血腥冲突所为何来？
英爱式“一制两国”值得借鉴
历史不能假设，但未来却可以构想。在爱尔兰这个大西洋上的绿色岛国，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太平洋上的台湾。台湾一位女士曾以爱尔兰当年从英国独立为例，提示台湾走向独立的合理性，旅居爱尔兰的中国作家喻智官却从爱尔兰的历史和现状，以更广阔的视野思考台湾问题。
喻智官先生说：“这种两国实为一地的‘邦联’能够维持下来，全凭两国都有一个宽容成熟的民主制度。相同的民主制度培养了民众的理性平和，相同的法制体系缓解了矛盾和冲突，使类似北爱问题的棘手难题可以循法律途径解决。”
根据喻先生的观察，在这种氛围下生活的大部份爱尔兰人，早已不在意北爱的回归与否。待到欧盟成立又扩大，北爱的归属已无实际意义。一九九八年爱尔兰举行公民投票，76%的人赞成删除爱尔兰共和国宪法中保有北爱尔兰主权的条文，北爱永远地离开了“祖国”，爱尔兰人为此松一口气，唯一感到尴尬的，是不知如何面对为“祖国统一”而献身的先人。
从闹独立到走向统合，在一面欧盟的旗帜下化解恩怨，爱尔兰走过的道路是值得深思的。今天，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还想将这一政策施之于台湾,招致香港人的反感和台湾人的拒绝。对此，海峡两岸倒不如考虑英爱式的“一制两国”模式，即双方都实行民主制度，在拥有相同制度的前提下，再参照欧盟模式考虑统合的问题。
（原载《开放》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