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恰恰相反！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不仅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工伤事故频繁、还几乎没有任何福利和社会保障，农民进城打工，不仅从事最肮脏、最危险、最繁重的工作，而且领取最低廉的工资，甚至领不到工资，全国民工被拖欠工资高达1,000亿。越来越多的民工，不得不以“跳楼威胁”的方式，来逼使那些老板们“发点善心，给点工资吃饭”。
一些民工在讨薪时，甚至遭到黑心老板勾结黑社会的暴力殴打。前不久，在北京“兴隆家园三期工地”打工的王登科等五名民工，因讨薪，遭工地老板纠合数十名黑帮打手围殴，王登科被打断肋骨两根，至今躺在医院，另一民工周成被打伤头部，至今处于危险期的昏迷状态。
除此之外，进城民工长期处于社会最低层，饱受歧视。因没有城市户口，不仅被排斥在医疗、保险、养老等社会福利之外，而且在技术培训和职业选择方面，也受到种种限制，还被剥夺许多基本人权，比如，夫妻团聚和子女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民工无家可归，以至于“裸睡”街头，也是司空见惯。
福建民工中，流传一个顺口溜：“福建打工五六年，每天加班到两点，年底只剩车费钱，买件衣服没了钱。”种种恶劣境遇和待遇，令民工们无法忍受，纷纷求去。
在大部分企业里，民工拼命干活的收入也只能维持其生活开销。而遇到蓄意拖欠工资的老板，农民工便只有挨饿。稍微留意一下报纸，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2004年上半年，大米的价格上涨了一倍。仅此一项，农民工的生活费用就上涨几十元，加上副食品价格也扶摇直上，农民工的几百元工资却没有跟着物价上涨。政府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甚至蓄意掩盖通货急剧膨胀的事实。这样大部分农民工就难以应付城市过高的生活费了。
按照经济学家陈淮的统计资料，在中国工人工资最高、增长幅度最快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工资12年增长的幅度只有68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过去12年里，在当局宣布每年经济增长9％左右的时候，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率每年只有0、8％！也就是说，12年间工资增长的总幅度，还抵不上2004年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的幅度！
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最低生活成本已经达到每月500元左右，而农民工每个月的工资只有600元左右。他们多半睡在牲口棚一样的地方，没有任何生活乐趣，连电视都看不上，每天只是象牛马那样工作长达14个小时。这种悲惨的状况导致，只要有一点生存办法，农民都不愿出门打工，活受洋罪，还挣不到钱。
经济学家孙立平在其他一些地方对农民工进行的调查也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即大部分民工（特别是其中年轻的打工者）的收入与开销几乎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打工获得的收入几乎同时都消费掉了。有的甚至还不够，因为警察、联防队员、城管执法队员还要想方设法勒索他们，随时检查暂住证、边防证、计划生育证什么的，以及其他巧立名目的罚款等等，都是要花很多钱的。
既然打工的收入都消费掉了，为什么还要含辛茹苦地出来打工？这是因为这些农民工没有别的选择，除此之外就只有在家挨饿。农村的贫困和衰败已经成为一种令年轻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场所。这就是许多人不计代价出来打工的原因。
所以中国黄色娘子军的队伍（其实应该正名为红色娘子军，因为这是红旗下的队伍，共产党制造培养的队伍，各地党支部领导管理的队伍）才那么庞大，现在珠江三角洲，红色官员们包一个一般的二奶只要付千把块钱，因为专业按摩女的月收入也只有千把块，真正卖淫的赤色娘子军的月收入也不过几千元，做二奶总还体面一点，还可以另打一份工，补贴收入。
犯罪的猖獗也是另一个结果，大批到城市打工、遭解雇、被欺负而走投无路的农民工，为了活下去，只有铤而走险，作奸犯科，杀人越货，讨一碗饭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投无路的中国人逐渐丧失了廉耻感，人们普遍不以犯罪为耻，而是搞全能犯罪大比拼，看看谁的犯罪能力强！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男盗女娼的社会。
目前中国的耕地总面积不到20亿亩，人均耕地约1、4亩。而现在农村人口在9亿以上，其中劳动人口在5、5亿人左右，实际上如果再加上没有列入劳动人口的所谓半劳动力，农村中的劳动力可以达到6亿以上。
而按照目前中国农村的农业生产技术，每个农业劳动力可以耕种30亩土地。这也就意味着，要耕种目前中国不到20亿亩的耕地，只需要7千万个劳动力。其余5亿多劳动力，实际上都是处在失业状态，而其中，只有大约1亿多年轻人，到城市里打工。这样一算，农村的实际失业率仍在60％左右。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 80％左右，把这个失业率与城市人口的实际失业率30％综合折算一下，那么中国社会的实际失业率怎么也得在50％左右。
这么高的失业率，显然就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了。既有这么高的失业率，工厂却又雇不到工人。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后，正说明了中国人的困境，当局的无能，以及中国农民的苦难。
在全世界，恐怕都找不到这么高的失业率了。如果没有共产党高度集权的野蛮专制，其他性质的政府是没有办法维持这种荒唐统治的，民众早就造反了，社会早就崩溃了。
(源自《议报》16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