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英国伦敦大学学者和研究员 罗宾．蒙洛，被主席团邀请上台，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团介绍了他的权威性研究结果－－“中国司法精神病学和滥用”。
在这个瞻前回顾性研究中，蒙洛引用大量来自中国精神病学国内杂志报导的病例, 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精神病医院是如何被做为政治压制手段，迫害政治异议人士的。蒙洛特别指出“在九十年代末之前的二十年里, 中国精神病院的政治案开始稳定下降,从报道的占住院人数的百分之十五降到百分之一或稍多一点”. 人们以为，在中国运用精神病医院和精神病药物搞迫害的现象正在消失，情况在变好。然而，蒙洛先生说，从一九九九年下半年开始, 大量病例报道又开始出现, 中国大陆与国际人权组织传出来的资料显示，在这些近千名的新病例中绝大多数是被公安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法轮功修炼者。至此，中国当权者江泽民针对法轮功学员动用精神病院和精神药物进行迫害的内幕被扯开。
早在八十年代，在二百多位政治异议人士被原苏联当权者强行关入精神病医院接受高剂量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消息暴光到国际社会时，世界精神病学界一片哗然，要求调查苏联精神病院和医务人员参与滥用的呼声高涨，面对参与迫害的事实和无法改变苏联当权者意愿的现实，与日益增加的国际社会舆论压力，苏联精神病学会宣布自动退出世界精神病学会，并承诺在改变滥用局面后重返国际精神病学会。
二零零一年五月至八月，包括世界精神病学会，英国皇家精神病学会，日内瓦精神病学先驱，和美国精神病学会在内的多个精神病学团体分别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当政者江泽民及政权强行将法轮功学员关入精神病院和强行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决议要求世界精神病学会组织调查团赴中国进行独立调查。二零零四年一月，世界精神病学会宣布：经过两年的协商，四月六日世界精神病学会将派人赴中国，与中国精神病协会合作进行调查。但世界精神病学会将独立抽查病例，单独会见接受过”药物〃的法轮功学员等。然而在约定成行日的前一周，中国当局通过中国精神病协会，照会世界精神病学会，单方面取消即将成行的调查。今年五月底，中国精神病协会透过世界精神病学会，发出声明。声明中，中国精神病协会向国际社会承认在对待法轮功学员问题上，一些地区或医院有滥用精神病医院和精神病药物问题。中国精神病协会称这些滥用问题，主要是由于医务人员“诊断不当”，或“误诊”，和“治疗不当”的问题，并不存在系统性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现象。
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世界各地的精神病学专家，学者，在中国精神病医院工作过的人士，家人被精神病医院关押多年仍未释放的家属，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现将访谈部份内容逐一登出。
今天登载的被访人是旅美著名政评家，曹长青先生。
曹先生本人曾在黑龙江省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六年之久。
“大纪元记者”：
刚刚从“中国健康卫生观察”得到的消息，中国精神病协会在无限推迟世界精神病学会去中国独立调查法轮功学员受到的精神迫害之后，中国精神病协会透过世界精神病学会，发出声明。
１，声明中，中国精神病协会首次向国际社会承认在对待法轮功学员问题上，他们有滥用精神病医院和精神病药物问题。２，中国精神病协会称这些滥用问题，主要是由于“诊断不当”和“治疗不当”的问题，而不存在系统性迫害。
曹先生，您能否和我们谈一谈您对他们的说法怎么看？在中国，官方有没有系统利用精神病医院和精神病药物迫害异己人士的可能性？
“曹长青先生”：
我觉得中国政府会不会利用精神病院来迫害异己人士，不是有没有可能的问题，
而是它一定这么做，而它一直是这样做的。
这方面的报告很多，包括2002年在日本横滨召开的世界精神病学会上，国际人权观察组织递交的那份报告，其中引用的是中国官方精神病学刊物中的病例统计，九十年代的中国，因政治原因被关到精神病院的就有3,000多人。
而且，无论是从中国的整体环境，现行制度，还是具体案例这三个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官方一直在利用精神病院和精神病药物迫害政治异见者，或整治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
第一，中国的整体环境提供了可能性：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没有法治，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没有民主选举的专制国家。而一个没有法律制约，没有新闻监督，没有言论自由制衡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黑暗的地方，而在最黑暗的角落，什么邪恶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从整体环境来说，中国发生什么都不令人惊讶。如果今天有人问，中国在镇压法轮功，打压政治异见人士的过程中，会不会把精神病院和精神科药物作为系统性迫害的一种手段，我的回答是，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其整体环境，为这种迫害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中国的现行制度为迫害提供了条件：
首先，中国的精神病医院几乎都是国营的，它和西方的同类医院性质不同，例如美国的私营医院根本没有什么党组织，既没有共和党的支部，也没有民主党的党委书记。而中国的国营医院全部控制在党的手里。在任何一个中国国营医院里，真正说了算的，不是那个医院的院长，而是那个医院的党委书记。尤其是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包括如何对待法轮功，对待异议人士等，还是党的书记说了算，他是医院的最高仲裁者，过去是，今天还是。
所以这种党控制精神病院的医疗制度，就为政府、执政党利用精神病医院和精神病药物迫害政治异见者和打压法轮功学员提供了条件。医院的工作人员，最后要听党的。在党和政府的指令下，对政治异见人士和党不喜欢的人进行精神迫害，是完全可能的。
另外很重要的是，中国有一种很奇特的，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体制，那就是政府的公安机构主办、领导精神病院。中国很多个省、市的公安部门，都有自己办的“精神病管制院”。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关押著名的政治异见人士王万星的医院，叫北京安康医院，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办的。
再例如我的家乡黑龙江，省公安厅也办精神病院，叫“黑龙江省公安厅精神病管制院”，座落在哈尔滨郊外几十公里的荒凉之地，与世隔绝。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去那里探访，它是监狱兼医院，有高墙，铁丝网，里面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但他们外面穿着白大褂，里面穿的是公安警服，他们有两个角色，即是警察，又是医生。
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现象，以前苏联有，后来苏共垮台后，俄国也没有了。东欧的共产政权解体后，这种“警察精神病院”也消失了。只有中国还保留着这种奇特的现象：精神科医生同时又是秘密警察。
中国大陆公安部门办医院，等于是在制度上为他们利用精神病院进行政治迫害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条件，使国家政权可以把他们不喜欢的人，他们认为和党中央在意识形态上不保持一致的人，他们认为是法轮功学员的人，他们认为是政治异见的人，以有“精神病”为理由，关进精神病院。所以说，中国公安部门办精神病院，是中国当政者迫害人的一个制度性手段，它是中国社会最黑暗的一个角落。
除了公安部门自己办精神病院的弊端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公安部门负责组织对怀疑有精神病的人进行“司法鉴定”，这又为当局利用医学手段进行政治迫害提供了条件。
例如，在中国，关押着的犯人，或被拘捕的政治异见者，如果怀疑有精神病，就要做“司法鉴定”，由公安机构负责组织精神科医院进行，很多这种鉴定都是由各地公安厅等主办的“精神病管制院”里的医生来进行的，即由那些外穿白大褂，里穿军服的“警察医生”鉴定，由于这些“警察医生”是公安厅的下属人员，因此在制度上就为公安部门倾向什么样的鉴定结论，提供了方便。
即使把这种鉴定交给那些国营的精神病院来进行，由于都有党组织的关系，官方仍有可能影响这些鉴定结果，但中国连这点都很少做，直接交给公安机关自己办的“精神病院”鉴定，那么几乎是，想要什么“结论”都可以得到。
有点精神病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精神病的诊断与其他器质性疾病的诊断很不同。一个肺癌病人，通过Ｘ光线，ＣＴ，穿刺检查，肿瘤切片等辅助手段，就可进行相当准确的诊断。而精神病的诊断就不一样，ＣＴ等辅助手段解决不了很大问题，因是涉及到脑子里的“精神”、“意识”问题。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对今天的世界医学界来说，仍是很大一块空白，还待进一步研究和突破。因而现在对精神病的诊断，还主要依赖“问话”，通过和“患者”交谈和背景了解等，来诊断他的思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混乱，怎样和现实“脱节”，如同查清人的大脑里的电话线，到底哪里连线短路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精神病的诊断就有很大的解释余地。如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偏执狂？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就是想结束江泽民专制，你能否诊断他有精神病，他就是“偏执狂”？
例如前苏联当局就曾想把索尔仁尼琴打成“偏执狂”，因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美国的传记作家称为“单枪匹马”“独自”挑战共产主义，写出《古拉格群岛》，揭示共产黑暗，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政见。
今天在中国，这种制度给公安机构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公安人员可以通过司法鉴定，引导或强迫医生按公安局所要的结果。所以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弊端。另一个很重要的是精神病的鉴定标准，西方国家基本都有比较一致的标准，中国却有自己的社会主义特色的标准。由于这个“特色”，就导致中国精神病的诊断和西方医学界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不在一个标准上看问题。就等于你在自己那个空间上可以发挥解释，而本来精神病的定义就是很大解释余地，如到底什么是偏执，什么是夸大妄想，什么是躁狂，和其他器质性病变（如肺结核，肝癌等）的诊断相比，就有很大的伸缩性。而中国这种诊断标准的社会主义特色，再加上其他制度性问题，就为官方和公安部门用精神病院和药物迫害政治异见人士提供了方便和条件。
第三，中国当局利用精神病院进行政治迫害的案例：
如果说前面谈的还只是制度层面，从逻辑推理的角度，那么我们再看具体案例。我曾在中国北方一家精神病院工作过六年多。据我知道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后来从媒体上看到的，就有三个姓王的，因政治原因被打成“精神病”。
第一个是王福绵，他是黑龙江省伊春市林区的工人，为揭露伊春地委书记的儿子违法乱纪行为，他不断上访告状，最后在北京找到《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申诉时，伊春市公安局派了车队，埋伏在刘家附近，把他抓走，关进精神病管制院。然后，由黑龙江省公安厅组织精神科医生对他进行司法鉴定，结果他被定为“偏执狂”。按中国的精神病标准，如果“偏执狂”威胁社会，需要终身监禁。
王福绵就关在我上面提到的“黑龙江省公安厅精神管制院”，在哈尔滨郊区几十公里外的地方，由那些里面穿军服，外面穿白大褂的医生进行“治疗”。刘宾雁和我都曾到这个医院看过他，刘宾雁还为此写过“内参”，想救他，但没有成功。
王福绵后来被释放，放的时候，订了几条规矩，要求他“不上访，不告状，不和刘宾雁等坏人接触，不翻案”等。如果他真有精神病，怎么能释放？它说明公安人员也认为，他没有精神病，否则你怎么能给精神病人制定规距呢。这是在八十年代发生的事。
第二个姓王的，是北京的王万星。十多年前他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一个横幅标语，要求给六四平反。中国当局将他抓起来，关到精神病医院，迄今已被关了13年。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都报道过他的事情，北京公安部门一直不放他。有时短期释放他，也要提出苛刻条件，要求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你怎么能要求精神病人做出什么保证呢？这个保证本身说明北京公安局人员也认为王万星没有精神疾病，是个政治异见人士。
第三个姓王的，是上海的王妙根。据美国之音等媒体报道，王妙根是上海的异议人士，参加了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党。1993年春，王妙根被上海公安人员带走，然后定为“精神病人”关进上海安康医院，长达近四年。上海的安康医院也是公安局办的。
王妙根后来被释放，1999年5月又因从事民运，再次被公安人员关进精神病院，迄今已九年。上海异议人士李国涛曾撰文说，经他多次调查得知，王妙根的朋友以及街坊邻居都说，王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在王妙根短期释放期间，李国涛还和他数十次来往和交谈，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精神病。李国涛的结论是，王妙根完全是因为政治见解而被关进精神病院遭受迫害。
在十三亿人的中国，到底有多少个王福绵、王万星、王妙根，没有人知道。外界现仅知道人权观察组织上述那个报告中的数字，在九十年代，有三千人因政治原因被关进精神病医院。而进入21世纪之后，有多少人被关进精神病医院，现在还没有人统计。但最近海外媒体报道，过去几年间，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医院的就达一千多人，被药物迫害致死的已有13人。
中国精神病学协会说
，他们没有把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关进精神病医院，只是把真正的患者收入精神病医院，只不过由于他们的诊断技术和医疗用药上出现些差错。我认为这完全是谎言。因为如果他们说的是真话，那么为什么不允许国际精神病学会派专家去中国，对王万星，王福绵，王妙根以及上千名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独立的调查和司法鉴定？
中国这个“不允许”本身，就等于告诉世界：那里有名堂，那里有黑暗，那里有不可见人的事情。中国政府不许外界调查，就等于承认那里有政治迫害。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起码应采取三点措施：
第一，呼吁世界舆论关注。
国际社会的声音是相当起作用的。当年苏联利用精神病医院迫害政治异己，就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而被迫退出世界精神病协会。今天，中国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精神正常的人，是相当恶劣、残忍的。我对此深恶痛绝，因为我在中国的精神病医院工作时，亲眼看到精神病人的悲惨遭遇。如果一个正常人服用精神病药物，要有多痛苦，而且最后会吃成真的“疯子”。就象日本电影《追捕》中，高仓健饰演的横路竞二那样，吃药吃到要他跳楼，他就跳楼。那个环境，那种气氛，那种所谓“治疗”，完全是在把人“慢性谋杀”。因此必须呼吁国际社会充份重视这个问题。
第二，呼吁世界精神病学会坚持去中国调查。要求对那些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政治异见者和法轮功学员进行独立的鉴定。如果中国政府不同意，就等于他们承认，他们在利用精神病医院和药物进行政治迫害。
第三，呼吁中国人关注这种政治迫害问题，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这方面的内幕，尤其是共产党的本质：它是一个野蛮、专制的政权，必须结束这种共产暴政，才能最终停止这种用精神病院迫害人的黑暗和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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