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8月18日报导，罗森收集了自1952年至今的所有《中国青年》杂志，每年来中国一到两次，观察和采访。每次回来，他要收集大量报刊资料、新书和DVD。
这几年，他研究的主要题目有：“中国青年价值观的变迁”、“中国电影产业化”、“中国教育与社会”。今年3月，作为美国学者他被邀去台湾观察大选；7月底，在美国出版了他与人合编的新书《21世纪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8月7日下午，他在北京三味书屋做了一次讲座，谈“中国青年价值观变化”，他认为影响中国青年价值观变化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国际化、民族主义、实用主义或物质主义。
中国青年人对美国的态度
在谈到“中国青年人对美国的态度有变化”时，罗森说“中国青年人对美国的态度有变化，原因很多，我认为1993年是个转折点”
首先是北京申请举办奥运会，美国国会表决说不要给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因为他 们有人权问题。
两三个星期以后，又发生了“银河号”事情，美国海军要检查中国一艘开往伊拉克的商船，看看船上有没有化学武器，这让很多中国人反感：美国是世界警察！
美国这样做，是非常笨、非常傻的，就像毛泽东说过的：你搬起那块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这里有一份调查，是2002年零点公司搞的有关“国际意识调查”。对世界和平最有可能造成影响的：一个是美国霸权主义，一个是恐怖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国家：第一是美国，第二是日本。可以看出，美国是危险的，同时美国也是重要的。
还有一份对中学生的调查，“提到美国，你会想到甚么？”，回答有：霸权、发达、世界警察、NBA、炸使馆、干涉别国内政、总统性丑闻、校园暴力、人才流入地、哈佛大学、环境好、TMD等。能看出他们对美国的看法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对于“炸使馆”事件，罗森表示美国人知道这件事，不过，五角大楼发言人几次出面说，不是故意的，这是个错误，表示道歉，其他没甚么反映。问题是，报导在中国和美国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不相信是误炸的，差不多百分之百的人。
罗森还说：“9．11”给美国人很大的教训。以前，大部份美国人都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喜欢美国，美国的文化甚么地方都有，美国是最好的。别人告诉小布什，在国外反美的态度是比较强的，但他不相信。没想到会发生不喜欢美国的事情。
罗森认为中国和美国有很多地方互相不了解，做出傻事情，美国有，中国也有。
大概是1998年的时候，有一天，美国驻北京的记者都接到电话，说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请他们去听报告，做报告的是重要的人。
做报告的是个副部长，他说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有变化，是建设性的合作。还给记者们吃了非常好吃的菜，像宴会一样，意思是说：我们给你们面子。就好像当年毛泽东一样，半夜请人来，接见他们，是给老外面子。
可这样做的结果是：第一，美国记者认为，干吗给我们吃这么好的菜，你们可以给农村那些吃不饱饭的人吃；第二，中方告诉美国的记者，我们对台湾、西藏等问题的态度是对的，我们已经告诉我们的媒体应该这样报导，你们也应该这样报导。他们不了解美国媒体跟政府的关系。所以，当时很多美国记者都吓了一跳：他们（中方）认为我们是政府的傀儡吗？《纽约时报》就是这样把这件事给报导出来了。
从电影的角度谈谈国际化问题
罗森还从从电影的角度谈谈国际化问题。罗森说他在美国，开“中国电影”课已经十几年了。
从1994年到2003年，中国进口的大片票房最好的是《泰坦尼克号》306.1（百万），其次是《珍珠港》106（百万）和《真实的谎言》102（百万）。
《泰坦尼克号》在美国，也有不少人不喜欢，商业片票房好，但不一定电影好。《十面埋伏》情况比较特别，因为在国内，现在没有别的电影在电影院放，只有它一部在里边。（众人大笑）
我看了很多文章，像这篇《张艺谋的艺术霸权》。电影院里不放别的电影，只有《十面埋伏》，这样做不好。没有竞争比赛，不是真的成功，票房好，也不一定是真实的。
首先是题材限制，禁区太多，在中国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拍的。
再看这份“1999年沿海中学生偶像调查”：第一个是迈克尔．乔丹（26%），第二个是成龙（18.6%）；2002年～2003年做过三次调查，排前三名的是刘德华、成龙、贝克汉姆。姚明也有出现，但他是在美国打NBA成名的。
我不明白，为甚么年轻人的偶像都是外国或香港、台湾的？还有你们的明星为甚么多是在海外拍了电影或得了奖成名的？你们为甚么不培养自己的明星，不喜欢自己的明星？我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认为中国有好的演员：像巩俐、葛优、章子怡；导演也不错，我喜欢张艺谋、贾彰柯、黄建新等等。在美国，观众看电影，电影的主角很重要，会影响到票房；在欧洲，电影的导演很重要。
看我手里这张图表：2003年，中国进口片票房是4亿元，国产片1.5亿元，光《英雄》一部片2002年就有2.5亿元。可以看出，大部份国产片是很不成功，没有票房的。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调查：他们最喜欢是进口片，最不喜欢是国产片，不喜欢的原因排第一位的是：质量太差。
好莱坞的片子在中国还是成功的，我问过电影公司的人，像最近的《后天》、《哈里波特》，包括《冷杉》发行得都不错。
从电影上，也可以看出国际化对中国青年的影响。
中国的爱国主义，其实是是民族主义
关于中国的爱国主义，罗森也谈了他自己的看法。罗森说：现在，许多国外的学者认为，你们的爱国主义，其实很大程度上讲是民族主义。
我个人认为，爱国主义是好的，民族主义是不好的。比如说，炸使馆事情发生后，北京的年轻人往美国大使馆里扔石头，你们认为这是爱国主义，还是民族主义？过分的民族主义，会伤害爱国主义。
青年中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上。今天晚上有中国队与日本队足球决赛，我最近看到日本报纸，报导日本队在中国怎样被球迷扔垃圾。
我看了，看的是CCTV5的中日足球决赛实况转播。我认为解说员的态度是不够中立的。他说到中国队时用的是“我们”，中国队进攻他说是好球，日本队进攻他说“危险了”；裁判判中国队员犯规，他批评裁判；但裁判判日本队员犯规，他就不说了。假如中国队去日本比赛，他们的解说员这样对待中国队，你们感觉好吗？
最后中国队输了，他说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总之，不是我们的原因。我们踢得很好了，虽然我们输了。我认为这有一点点阿Q：原因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别人的，是外边的。
我有一个朋友，是研究政治心理学的，在中国长大。他说，他发现中国人有这样的心理：自己是受害的，是被欺负的，别人对中国做甚么事情，马上会想到是别人在欺负中国，是不公平的，都是别人不好，原因是外部的。
中国有13亿人口，又那么喜欢足球，那么想赢，足球应该特别好。可是，为甚么不成功，踢得这么差？怎么就找不到有天才的球员？日本球员的身材并不特别高大，为甚么总是输给日本队，以前甚至被香港队打败？到底是谁的责任？中国人为甚么不反醒自己，不从自己本身找原因？
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后，有对青年的调查：看到电视报导后，他们认为政府太软弱，美国炸了我们的大使馆，我们也应该打美国。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时在北京，有报纸发表了《重新认识美国大片》、《重新认识美国新闻自由》、《重新认识美国的人权》等文章；另一方面，我还看到这样的报导，说在中国的外国跨国公司的员工，他们的生活、工作一切正常，他们是安全的，财产是受到保护的……
一方面中国政府需要有爱国主义，另一方面又需要国外投资，怎么样做才能达到一种平衡呢？有时候是很难办的，不一定都成功。
中国准备修建高速铁路，本来日本人的技术和价钱是最好的。后来，互联网上有很多人反对，因为政治原因，最后的选择可能会改变。
民族主义就好像剑的两边，都是锋利的，不好拿。大众民族主义太过分，会失去控制，矛头对准政府也说不定。
当被问到最近赵燕在美国被打这件事时，罗森坦率地说：发生这种事在美国并不奇怪，他们现在很害怕恐怖份子。美国人在中国被打，也发生过几次，不过，在美国是不会在报纸头条，当做最重要的新闻来报导。看看这张《环球时报》，头版一整版的赵燕报导，他们把这件事变成最重要的。如果她是个阿拉伯人，有可能被打得更厉害。
《洛杉矶时报》有篇文章，特别强调中国如何在报导这件事情，中国的反映是怎样的。假如你问美国人，我想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件事。但在中国，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不过，我在互联网上也看到，有很多人讽刺赵燕，认为她是想要钱。
中国青年最重要的特征：实用主义或物质主义
最后罗森谈到现在中国青年最重要的特征：实用主义或物质主义。“有钱，就是成功的人，是青年的偶像和榜样，社会推崇这样的人，要学习他们”
青年人首先是赚钱，要买房买车，想办法进入中产阶级。
这是我刚刚买的《新现代》杂志，它的英文名叫“豪华生活”。我发现这类杂志很多，像《青年财富》、《白领精英》，内容都是高收入、高消费，封面都是很有钱的人，没一个是乞丐（大声笑）。
在广东省做小学生调查，大多数小学生说自己的最大理想就是：将来当亿万富翁，像李嘉诚一样。
有钱，就是成功的人，是青年的偶像和榜样，社会推崇这样的人，要学习他们。以前还有雷锋，雷锋为人民服务，有螺丝钉精神。现在再提这些，没人要听。
在美国比较奇怪，有些人甚至恨这个比尔．盖茨。反对全球化的人就不喜欢他，还有人反对他垄断软件。在美国年轻人中，并不是谁有钱就佩服谁，也还有理想主义者。我想美国人已经过了特别追求物质的阶段，但中国不一样，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关于个人成功的问题，刘亦婷你们都知道吧？就是那本《哈佛女孩刘亦婷》，讲她父母怎样培养她进哈佛，从出生到18岁是怎么教育她的。这是2001年中国最成功的一本书，广东省有地方还专门组织座谈会，号召大家以刘亦婷为榜样，向刘亦婷学习。后来，又出了《剑桥女孩》、《哈佛男孩》、《东京男孩》之类的书。《从北京四中到北大清华》，是我这次买的，这类书很多。
同时，我注意到另一本书，叫《我平庸、我快乐》，是反叛“哈佛女孩”的，它要追求快乐，而不是常规的成功。但是，《哈佛女孩》卖掉100万册，《我平庸、我快乐》只卖掉两万册。
不是说不好，是有些过分。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个人获取成功，而不再是为了学问，学到甚么不重要，考取甚么大学才是惟一重要的。
这样做的结果很清楚，是负面的：自我中心，谁都希望成为刘亦婷，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当然不会成功，他们会产生失败感、挫折感，自杀的人也有。
美国的学生不厉害，但从亚洲来的学生，学习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压力很大。不同文化背景要求不一样。
我是犹太人，我的父母中学也没毕业。小时候，假如我学习不好，我的母亲会打我，学习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他们自己没受过太高教育，一定要培养小孩受教育。犹太人和中国人比较接近，为了成功，教育是最重要的。但黑人不是这样，体育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他们强调篮球、跑步，这些也可以让他们成功。不过现在，我认为人最重要的，还是快乐。
在美国，我的不少学生是中国人。我有一个学生是上海人，刚拿到硕士学位，我常说他很实际。他讲，教授，你不要说我实际，实际是不太好的。
我问我的中国学生，为甚么来读政治系，他们讲比较容易拿到签证。但读了一年以后，好多人就转到电脑或MBA上头了，为了以后好找工作。他们只是利用读政治系到美国，到了美国就转系，有的干脆在美国做买卖，他们比较实际。
另外，中国年轻人对自己的形象也很重视。
现在中国年轻人看重个人、看重小家庭，自我为中心，不太相信政府给的承诺。不像从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年轻人真正相信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是为社会主义的成功做贡献。而现在，他们是在为个人的成功做贡献。这一点很明显，是不可否定的。
我问过很多年轻人：你有甚么理想？他们说：没有理想。我问：“理想重不重要？”
他们告诉我：“理想很重要，但我现在没有。”
“洋博士”和“土博士”
罗森表示他这次来中国，感兴趣中国的“洋博士”和“土博士”，也就是“海龟（归）跟土鳖”之间的区别。以前，他们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比如分房子、待遇方面不同。不过现在“海归”太多了，所以区别不大。去年在上海就有7000人找不到工作，变成“海待”。我还发现，以前是“海龟（归）与土鳖”的冲突，现在是“海归”里边的冲突───有两种海归派。
一种是在海外拿到学位的；还有一种只是访问学者，他们到国外逗留一年左右，不拿学位，也没有压力，说不定是天天打牌的。他们为甚么做访问学者，因为在国内他们地位比较高，是校长或副校长，院长或副院长，到国外去，他们更多的是为了镀金，回来后也成了“海归”。两种海归派的矛盾是：谁更应该被提拔？
罗森认为即使以后“海龟与土鳖”没差别，土鳖还是要出国的，出国有好处。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