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使近年来涉及经济利益纠葛的民事、商事诉讼逐年递增。民事纠纷没有合法的法律途径来保障。大量的纠纷求助于黑道。
市场竞争中，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对一部份人依靠技术、知识、管理和经营等合法手段所得到的高收入持认同态度。对于靠腐败和非法致富的，民众强烈不满。一些富豪之财富得不到社会道德认同。这样的财富也难以得到保障，进行有效的社会积累。
富豪频频死于非命
2004年7月21日，四川峨边县亿万富豪、县政协副主席、明达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葛君明在其办公室被炸死，爆炸者峨边老农张明春随后自杀身亡。血案的原因是张、葛之间仅6000元的经济纠纷。
2003年1月22日，山西富豪、海鑫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仓在其办公室里被枪杀。凶犯冯引亮作案后在现场自杀身亡。冯的作案动机是企图强卖土地、敲诈勒索不成而行凶杀人。李海仓个人资产达1．95亿美元，列2002年《福布斯》排行榜第27位。
2003 年2月12日，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其老家乐清市蒲歧镇北门村家门口被刺14刀身亡。雇凶杀人的王伟坚、屠金安二人在生意场上与周发生矛盾，要求退还筹备资金190万元，遭周拒绝，多次摩擦后产生杀害周祖豹的念头。被王、屠雇用的凶手、乐清人杨金富，小学文化，无正当职业。他在北京闯荡多年，以残暴和讲“义气”闻名于黑道。 周祖豹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靠贩运水产发家，家产过亿。
2003 年8月17日，甘肃地产大王、兰州市亿万富豪刘恩谦被找上门的凶手枪杀，死于寓所。与今年初山西富豪李海仓被人杀死在办公室如出一辙，凶手执行“任务”之后饮弹自尽，使得案件的侦破工作变得扑朔迷离。该案一度在民间传出三种不同的死因版本。一说是利益集团雇凶杀人，一说是上门劫财未遂，也有认为是私人恩怨仇杀。
据三湘都市报7月17日报导，湖南亿万富豪望城县格塘建筑公司董事长彭玉龙，7月13日失踪后，16日被人发现浮尸蔡家洲尾的湘江中。案情疑点重重，目前正在侦查中。
富豪“非正常死亡”原因
国内媒体一段时间来对此类专题的热点跟踪报导颇多。一些文章也探讨富豪“非正常死亡”现象背后的原因。
一些典型的看法包括：是仇富心理所致；解决纠纷的机制不健全；还有看法指责有钱人为富不仁。
也有呼吁关注富人生命安全的呼声。对立的看法则认为：事件引发的原因是几家富户的经济纠纷，而因经济纠纷闹出人命的事在非富阶层也不少，为何盯准富人中仅有的例子就认为是社会性问题呢？
这种看法认为，当前中国富人阶层，是强势群体，生活质量、生活工作圈和社交范围都在社会的最安全地带。这种观点批评说，强势群体刚出点事，就想让它“引起社会巨大的震动”，似有傍富者的自作多情。安全真正成问题的，是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每年在煤矿、道路交通特大事故中死去上万人。
解决经济纠纷 求助黑道
经济发展，使近年来涉及经济利益纠葛的民事、商事诉讼逐年递增。应该说，司法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后手段，但缺点是成本高、效率低、风险大。
中国的非诉讼调解制度流行。1989年6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遗憾的是，此后十几年，调解制度面临从组织到机制、效果的严重危机。
一方面，乡镇和地方财政补贴有限，即使调解员热心也“得不偿失”；经济活动与人员跨地区的大范围流动，纠纷中的经济数额也成倍增加。另一方面，调解人必须的条件，如法律专业知识、调解技巧、争议双方公认的道德水准等，也要求越来越高，89年的旧法规显得陈旧，勉为其难。
近期经济纠纷中的富豪频死现象，是这种危机的冰山一角，大量的民事经济纠纷转而求助于黑道解决。
有分析人士把富豪频死现象，看作是经济纠纷矛盾的极端激化。认为市场经济正以一些“极端事件”，呼唤有效、健全的纠纷调解机制。
占中国十分之一的人 拥有全国一半的财富
“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发展策略，在大陆创造了不少富豪。但还有数千万人生活面临困境。
据中新社提出的数字，大陆目前有亿万富翁1000人，百万富翁300万人；与此同时，还有近五千万人连维持温饱都有问题。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大陆有百分之十八的人口每天生活支出不足一美元，穷人在都市的每个角落中都可以发现。
贫富差距拉大－－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居民储蓄继续快速增长，前9个月居民储蓄存款累计增加了10461亿元，同比增长18.1％。然而，储蓄存款剧增主要来自于经济发达地区和自富人，其中，上海、浙江、广东和江苏4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市存款占全国储蓄存款约4成。即使在发达地区，最高地区与最低的地区的差距竟达20倍。日前，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已达到0.458,超过了0.4这条国际警戒线。
调查显示，占中国大陆十分之一的人，拥有全国几乎一半的私人财富。1995年4 月5 号的《中国市场报》刊载的一份调查指：占大陆人口10% 的贫困人口，只占有存款总额的3%，且呈下降趋势，而占总人口10% 的最高收入者却占有存款总额的40%，且呈上升趋势。
财富的道德认同
市场竞争中，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对一部份人依靠技术、知识、智慧、管理、经营等合法手段所得到的高收入持认同态度。对于那些靠腐败和非法致富的，民众则表示强烈不满。一些富豪之财富得不到社会道德认同。这样的财富也就难以得到保障，进行有效的社会积累。
北京社科院的多位学者研究发现：九十年代初兴起了几大纯粹的金融投机行业，金融拆借、股票市场，房地产业，期货市场，债券市场等等，在不完备的法制和贪污受贿暗盘交易中，仅仅依靠绝对权力和假借国家的资金投入，短时间内完成了一次次巨额的私人财富再分配。他们用手中的特权有偿调拨国家资金；勾结特权在股份制改造、股票上市中上下串通捞“原始股”；批条子、批地、内外串通炒作房地产；受贿批准期货市场的准入证；上下联手、官商勾结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这使得只要拥有权力、或原在八十年代已积累部份资金的人，也有少部份的确有聪明才干的人，在几次不公平的投机中迅速爆发。
据悉，中国有一百多位财富超过一百亿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大多都是通过这种“非市场手段”在九十年代涌现出来的。他们拥有大陆老百姓不敢想像的财产、豪宅、进口汽车。
除了一些高级干部贪污腐败、权钱交易，侵吞、转移和挥霍国家资产以外，一些基层权力部门向农民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和干群关系极度紧张；一些不法商人放肆的偷税、漏税、逃税、骗税，在短时间内非法暴富，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一些地方执法人员甚至与“黑社会”势力联手，敲诈敛财、欺压百姓。凡此种种，在人们心理上将现实中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放大。
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贫富生活方式的巨大反差，造成贫富间羡慕与不安全的复杂心理。富豪被杀案频发，与此也不无关系。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