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反等民主改革任务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和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于是，1952年7月，邓小平由西南局调到北京担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 1952年11月，高岗从东北调到中央，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2月，饶漱石也从华东调到北京，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当时高、饶是很受中央器重的，特别是高岗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处在刘少奇、周恩来之下，一直耿耿于怀，尤其是对刘少奇不满。进京不久，高岗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加以传播，并夸大其词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于是，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
不仅如此，高岗还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对刘少奇大搞小动作。高岗在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面前造谣中伤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科瓦廖夫随即写信告诉了斯大林。于是高岗到处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最赏识的是他高岗。
1953年初，由新税制引起的风波，则使高饶日益膨胀的野心变成了迫不及待的夺权行动了。
1952 年9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确定修改税制。接着，全国第四次税务会议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经中财委党组讨论通过，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52年12月26日召开的164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接着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于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以政务院财政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名义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新税制的不满。毛泽东提议并由中央先后作出了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都必须事先请示党中央，经党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才能执行。另外，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和8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等等。
对于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这一措施，高岗、饶漱石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恩来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而他们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
而这时毛泽东为了加强集体领导，考虑大幅度调整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及人事安排。高岗、饶漱石认为这是实现他们个人权力野心的好机会，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发难了。
1953 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高岗唱主角，作了《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李富春作了《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副报告。从7月13日起，领导小组举行有131人参加的扩大会议，由薄一波、吴波检讨税制修正案的错误，与会者进行了揭发批判。
财经会议期间，6月15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就“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高岗、饶漱石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倒刘倒周的时机到了。于是利用中央开会各大区、各省领导人到会的机会，四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夸大中央领导人在合作化等问题上的分歧，借批薄一波，含沙射影地攻击刘少奇等人，引起中央的警觉。
1953年九、十月份，高岗、饶漱石又利用中央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时机，再一次进行反党活动。在这次会议期间，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极力活动，未向党中央汇报就开展了对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批判，以达到反对刘少奇、分裂党中央的目的。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停止了组织工作会议的进行，批评了饶漱石的错误做法。
在这场严峻的斗争面前，邓小平始终紧紧站在党中央一边。调北京之前，他与高、饶的接触和交往并不多。来中央后，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主管财经事务，后又兼任财政部长。国家计委成立后，他又与陈云、彭德怀、饶漱石等人成为计委的委员。由于工作关系，他与高、饶的接触也多了起来。
高岗、饶漱石为了搞垮刘少奇、周恩来，达到其分裂党的目的，利用各种场合，散布所谓“军党论”，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且自封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 “白区的党”手里，因此，应当改组党中央和政务院。他们企图拉拢中央各大区的负责人。他们先是拉拢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林彪。紧接着，高岗来找邓小平，企图挑拨邓小平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的关系，以高官厚禄相利诱，取得他的支持。
在这大是大非问题面前，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明确表示态度，并且在事后把这件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时隔二十余年后，邓小平于1980年3月再一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恰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邓小平和陈云的行动，成了整个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斗争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央虽然发现了高、饶的一些不正常的活动，但并未把它看得很严重。毛泽东在听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立刻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同时开始削弱高、饶的权力。
1953 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在他离京休假期间由刘少奇负责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且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改换政务院副总理的人选。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向高岗提出了严厉警告和批评，同时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作了重要发言。在大家的报告和发言中，一致强调了全党团结的重要性，揭露了高、饶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要求全党对野心家、阴谋家提高警惕。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七届四中全会没有对高岗和饶漱石作组织结论。在此之后，为了对证高、饶的种种反党活动事实，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中央分别召开了高岗问题、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共开7次，前4次着重对证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然后到会同志继续揭露，第 7次由饶漱石发言，做自我批评。会议最后由邓小平、陈毅作了总结发言。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党中央作了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由于在反对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中，邓小平对党高度忠诚、负责的革命品德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得到充分发挥，1954年4月邓小平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并接替饶漱石，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和组织事务。
此后，反对高、饶反党阴谋的斗争还在继续。在全党统一认识、提高觉悟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于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举行。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反对高、饶的斗争对于刚刚到中央工作不久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在斗争中，他坚持原则，站稳立场，不拿原则作交易，在事关全党大局的问题面前毫不犹豫，断然拒绝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利诱，并及时与陈云一起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情况，对于党中央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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