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教授就甘的指责写了一篇答辩，对考试方式本身提出质疑。他大概想说的是：导师带博士，应该尽可能自己说了算。尽管这话没有公开说出来，还是引来方舟子先生的谴责：“朱教授据说在美国读过博士学位，那么美国的博士生录取是否像朱教授所说的不采取考试方式呢？否。众所周知，要报考美国博士生，都要参加GRE考试(报考法学院研究生可能还要参加LSAT考试)，各所美国大学对此都有明文规定，而且普遍定了最低分数线。美国教授的录取权力，只是针对那些已达到GRE分数线的申请者的。恕我孤陋寡闻，我没有听说过有哪个考生没考好GRE或类似的全国性考试就在美国正规大学读博士，即使有的话也是个例，不足为凭。我承认教授有权力不录取初试考得好的学生，但是我不认为教授有权力录取没能通过初试的‘熟人’。”最后方先生义正词严：“法学院尚且如此践踏程序，如此毫无尊严，何况其他机构？”
据笔者所知，美国大学虽然有GRE最低分数线等规定，但教授的好恶远比分数线重要。规定从来是可以破的。笔者当年托福只考了590分，再考跌到580分。后来妻子被耶鲁大学录取，笔者便作为陪读出来。先旁听了一堂课，马上被上课的教授推荐去读东亚研究的硕士，在读硕士第一年笔者决定报历史系的博士，报考很简单。当时上一个大牌教授的课，写了两篇仅10页的读书报告，第三篇按期写不出来，去教授的办公室请求宽限，这也是和他的第一次私人谈话。他给了我宽限期，然后说：“你有读博士的良好素质，你想不想读？”笔者当然喜出望外，不过自知托福、GRE不行，也无再考的勇气。于是问：“我没有托福、GRE成绩，也不太想考，怎么办？”他马上说：“我们对你已经有了解，不需要这些。”后来果然被录取了。
可见，笔者就是像方先生所说的没有参加初试的考生。国内拿着优异的托福、GRE成绩申请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可是笔者在校这几年，没有见系里从中国直接录取过一个学生，录取的都是本人这样的“熟人”。道理很简单，培养博士很复杂，选拔人远非考试所能够解决的。博士生导师，某种程度上就是个足球教练，你不可能拿着几个百米和12分钟跑的成绩，要求他在通过这样的“初试”的人中选拔队员。导师的经验和直觉，往往比几个考分重要。
这套规矩是否能够移植到国内，笔者很怀疑。因为国内存在学术腐败问题、教授公信度较低，所以笔者也很同情甘德怀，觉得他把问题提出来还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了学术的复杂性。
在美国申请博士有三大件：自述、推荐信和GRE等成绩。而GRE绝不应被理解为是什么初试，只不过是考试公司设计的智能测验，供学校参考而已。许多教授看中的是你的个人自述。自述最多两页，非常简短，但很能说明学生的素质。大家写自述几乎都找人帮忙、提各种意见，但也很难作假。因为博士的研究志趣和方向很特别，别人无法帮你发明。美国的博士大部分是在没有见面的情况下录取的。北大法学院这次的复试搞得很混乱，而且花了不少精力。为什么不多研究一下学生的自述来选拔人才呢？
就公众而言，要监督的也不是这些具体的录取细节。监督太具体，教授的学术自主权就没有了。不过，公众可以监督博士课程的结果。比如北大法学院今年几个博士毕业，复旦也有几个，这些新博士哪家的厉害？如果一所学校培养的博士总不如人，教授就会有压力。笔者对甘德怀的劝告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北大不行，还有别的学校。最重要的，是自己学有所成，用实际的成绩证明朱教授是错的。(薛涌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