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小凯认识较早。那时一下认识不少国内出来的朋友，脑子里装不到那样多的东西，因为我太“反动”，也不便写出来以免害了这些朋友，而从1960年大学毕业把日记本全烧光以后，也发誓此生不再写日记，因此很多珍贵的史料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淡忘。因此同小凯的认识过程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1986或1987年，那时他从美国到香港，拜访《争鸣》杂志，由总编温□介绍我认识。提及文革湖南“湘江风雷”和“省无联”的往事，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位当年鼎鼎大名的杨曦光？他到香港，似乎也想认识香港大学经济系系主任的张五常教授，因为非常崇拜他的经济学理论。那时我刚刚开始协助他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
其后他怎么同张五常教授接上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不久于大海在他介绍之下，从美国回中国路经香港时也拜访了张五常。当时同张教授接触的，还有路经香港回国的中国思想界著名人物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好像也同小凯的介绍有关。后来小凯从美国对张五常做长篇访问，对谈中国的经济问题，刊登在杜念中主编的《知识分子》杂志上。
张五常非常欣赏小凯的才华与学术观点，也感叹小凯的坎坷遭遇，激发他对中国有为青年的同情心，写了多篇有关文章。1990年12月，张教授邀请小凯到香港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就住在柏德基学院的港大招待所。记得他一见到我，就说晚上睡不好，因为距离中国近了，晚上做恶梦，梦到当年的往事。那年的平安夜，我邀请他到我家里过。我在香港《经济日报》提到这件事时，就收到一封来信，一位陈先生（忘记了大名，因为他从事中国贸易，所以后来我在文章中也不敢提到他的名字）说是小凯的难友，在狱中同他同睡一个被窝里。我告诉小凯时，他说，在监狱里同他睡在一个被窝里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因为他被关了十年。还好后来我安排他们见面时，他还是认出来了，只是大家对说“胖了”。
据我所知，张五常本来要安排小凯做“接班人”，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误会，此议泡汤，改从中文大学挖来王于渐教授。九七后王于渐做董建华的智囊，深得董的信任，最近出任香港大学常务副校长。
1993 年1月，小凯从澳洲莫那什大学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春节前夕，他在家里举办一个“派对”，邀请了当时在香港的大陆学者，并且进行了小型的讨论，他们中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常清、国家计委的王建、荀大志、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孙潭镇等，还有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高长。其中的王建，因为提出“国际大循环”名噪一时。
在香港期间，他也忙着出版记录他十年牢狱生涯的《牛鬼蛇神录》，中间出现一些挫折，但是最终还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为后人留下一个记录。小凯不会自我宣传，这本书的出版也寂静无闻，希望他这次逝世，有关出版机构能够“炒热”这本书，使后来被欺骗的一代，能够重温文革历史而认识中共的真面目。
从刚认识小凯不久，他就一直要我学用电脑，无奈我在这方面愚劣无比，一直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到九七年到美国后才“逼上梁山”，但还是困难重重。在美国，又同小凯重逢，那是他从波士顿来纽约开会的时候。他回澳洲后就很少联系了。
小凯有崇高的学术地位，“正行”是经济，他不但关心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也对对中国的民主政治相当关心，有时还会用中文在香港政论杂志写一些稿，非常的难得。在评论到中国政治时，他一直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良心，没有在权贵与经济利益面前点头哈腰。
听到他得癌症的消息，非常吃惊，真是“天妒英才”，厄运降临到这位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学者。后来看到他仍然没有停止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期望，也佩服他的毅力，也希望能出现奇迹。可惜，最后小凯还是走了。
文革“老三届”这一代最明亮的一颗星消失了，希望他的才华和良心不会跟着走，现时的中国特别需要这样一颗良心和“良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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