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开始没有多久，片中的女主人公雷妹回忆往事，说她曾经也“红火”过。这句话在大厅里引起了一阵笑声。确实，面对摄像镜头的雷妹，显得苍老、疲乏、无奈，无论如何与“红火”联系不起来。这两个字在观众听来，颇有王婆卖瓜的嫌疑。但我注意到，这时候雷妹的头发还是蓬松的，说明她不久前洗了头发。
整个放映过程，作家们只发出了这一次声音。随着影片中气候逐渐变冷，由“夏至”转到“中秋”直至“春节”，观众们的声音也被冻结了起来，放映厅里死寂得如同无风的雪山。而影片中雷妹的头发，再也没有蓬松过，每次所见的都是一缕缕粘在一起。炫耀过曾经“红火”的雷妹，已经没有了洗头发的力气，而她的丈夫马深义显然也没有在意这样的生活细节。
雷妹打结的头发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在垂危期间遭受的磨难。生活在北美的我，无需为洗澡烦忧。每天一澡，已经成了习惯。别说头发打结成缕，就是隔一天洗发，头皮也会发痒。但雷妹一缕缕的头发，在荧幕上却是真实的存在，让我体会到一个艾滋病人除了死亡的恐惧，还必须体验的生活细节上的无奈。我们没有权力责怪她的丈夫，一个需要照顾三个孩子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事实上，在整个影片放映以及随后作家们对我提问的过程中，我也一直没有想明白应该责怪谁。这起由于地方卫生厅任意发放“血站”牌照，涉及了上百万河南村民健康的医疗事故大案，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责任人。
这也许就是本片的摄制者陈为军先生的原意：直白地表现生活的原色，而不追究它的底色。正是基于此点，影片几乎没有什么画外评论，只是不加删改地映射着新世纪里真实的中国农村生活景观，包括一些细节。比如：死人以后对联颜色的变化、覆盖在雷妹尸体上的蒙眼纸、马深义碾碎一块煤灰遮掩小儿子的大便。所有展示出来的都是生活的本来面目，甚至包括了一些冗长乏味的镜头。但我们从中找不到生活的源头，更不知道应该向谁讨还公道。
放映结束以后，一位来自香港的纪录片摄制者对我说，这是一种不加评论的拍摄手法，把思考留给了观众。但我知道，同样的事件在不同人的眼里，得出的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因为人类理性所依赖的决不是客观的事实而是先入为主的偏见。对于刚刚学步的马占槽来说，活不过十岁的客观事实绝对比不上父亲夺走他的肉盆更痛苦；思想成熟了的马深义，依然说“要从大局出发”，我相信这也是他一年还可以得到几百元人民币补助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对于远在温哥华的我，思考却是比观看影片更痛苦的过程－－因为再慎密的思考也赶不走停留在濒临死亡的雷妹唇边的那只苍蝇。
既然如此，我不如感谢上帝－－今夜有温哥华的热水可以洗净我的头发。
July 10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