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文化的“经典”：“你腐败，我放心”
“你腐败，我放心”虽是个不恭的话题，但它确实是个无奈的客观存在。
作为封建帝王无不有猜忌之心，臣下阴蓄异志、非分僭越常常是他们的心病。精明的大臣尤其是洞悉帝王心理的权臣们知道，欲释君臣之嫌，要么“渔隐”于江湖之远而忧乐天下，或者“朝隐”于庙堂之高而避祸司马门；要么玩权丧志专事声色犬马，享尽人欲，努力做到“我腐败，你放心”。由于专制主义之网愈编愈密，渔隐或者朝隐在历史上已属鲜见，而后者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载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钱亻叔 ，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在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皇恐，……上笑曰：“但取之，无疑。”
赵普是北宋开国元勋，权倾朝野，却贪婪好利。这十瓶“海物”被他全部用来在东京兴建府第。钱是宋朝要消灭的吴越末代国君，一个交战国送来大量“礼金”，赵普接受敌国的行贿，这不是腐败又是什么？然而宋太祖对不期而遇的人赃俱获，不过一笑了之。这一对“明君贤相”的相安无事，全在“无疑”二字上。“无疑”就是放心，其所以放心，是因为你在经济上越贪婪、越腐败，我在政治上就越放心了。
如果说赵普之行事还不足以说明“你腐败,我放心”的话，那么《史记·萧相国世家》所载萧何之事则是十分合榫的。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推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豸希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上所以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货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贱强买民田宅千万，上乃大悦。
当刘邦凯旋归来时，关中百姓纷纷投诉萧何的腐败，刘邦此时却在暗自高兴。
这两则史事是颇耐玩味的。赵普是主动腐败者，在他看来，只有我腐败你才会放心；萧何是被动腐败者，在刘邦看来，只有你腐败我才放心！试想，如果萧何不是被逼着腐败，可能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可能就会没有后来的“萧归曹随”的无为而治，西汉王朝的历史是否会有另一种写法了呢？如果赵普不主动腐败，可能难释赵匡胤的猜疑，这位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开国丞相能否助北宋王朝完成统一大业，实在是难以逆料的。腐败文化的这种难以评说的的善善恶恶，正是灰色文化的重要特点。然而，“你腐败，我放心”也不是普遍规律，象朱元璋这样的帝王就是个反例，他的眼里几乎不能掺半粒砂子，谁敢腐败他就严惩不贷，甚至剥皮实草。
“你腐败，我放心”并不一定全表现在君臣之间。官吏上下之间、同僚之间也有这种现象，其形式多为群体腐败。实现群体腐败的要件正是“你腐败，我放心”。如果你不腐败呢？请看下例。清代同光年间人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记述：苏廷魁担任河道总督期间，适值黄河在河南境内决口，便与河南巡抚奏请100万两治河。苏廷魁“亲督工。买料俱亲经手”，完工后结余30万两。巡抚主张瓜分，苏是位正直的官员，坚持将余款奏缴国库。巡抚因为“未遂其欲，恨甚……弹奏之”，户部因“向来河工告成，无不浮冒虚报者，利得十分之七，大小瓜分，以三分贿部，遂不驳。今苏公缴还余银，除此陋规，部中亦恨。”于是，部里想方设法在苏的奏折里挑出“不合例数条”，与河南巡抚同参苏廷魁，这位不愿腐败的官员竟被革职。后来有一位叫任道镕的河南巡抚，在任时正值黄河决口，他堵住决口后与苏廷魁一样“请缴余银”，其结果亦是“被弹劾，革职去。”欧阳昱无不感慨的说“二公于污秽之中，独欲显其清廉，宜乎犯众忌而不得安于其位也。”试想，如果苏、任二公甘于自污呢，岂不既可保住官位俸禄，也不致引来同僚的忌恨；正因为他们“欲显其清廉”，而违背了这个圈子内的“游戏规则”，怎能放心他们“安于其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只有这个特定的群体都腐败，腐败者才有可能在心里上获得安全感，他们营造的“堡垒”就不易攻破。因此群体腐败又很强的技巧性和操作性，一般是很难被揭露曝光的。例如治理黄河河患的官员，明清两朝有几个是因为腐败被参劾的？
当腐败成为一种双向的社会需要时，一切反腐举措都将黯然失色！
“你腐败，我放心”，一个多么沉重的历史话题！
灰色文化的“真理”：权力就是财富
尽管时下有人说穷人有穷人的“腐败”，但腐败毕竟是有权者经营的事业，这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的民谚，就是中国老百姓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经验判断。
权力是以最小成本获取财富的捷径，欲获取财富就必须做官。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文官制度，但是入仕的途径却是颇为杂滥的。一般来说，有读书做官、军功授官、捐纳买官、举荐封官等多种形式。读书做官和军功授官多被人视为正途，这是因为读书人经常年青灯豆火的煎熬，以青春甚至生命为赌注，参加那个“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竞争。为侥幸于万一进入仕途的机会，多少人不惜熬到皓首穷年！至于一介武夫，他们完全是以自己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实在也来之不易。这两类人虽侥幸得官，支付的成本却相对较高，受到人们的敬重当属自然。捐纳和荐举或者考核，总有“黑箱”操作之嫌，人们常讥之为“左道斜封”。得官的路径不同，需支付一定的成本则是共同的。按人所共知的经济学原理，支付了成本（或曰“投资”），必然要获取高于成本千百倍的回报。如果把成本和利润抽象出来，做官和做生意既是相同又是相通的，运作模式亦大体相仿。《战国策·秦策》载吕不韦与乃父谈“生意经”的一段绝妙对话，颇能说明问题，兹录如后。
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曰：“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曰：“立国家之主几倍？”曰：“无数！”
吕不韦发现，只要象垄断市场一样垄断皇帝（国家）的全部或部分权力，就会获利无数！这位阳翟大贾颇精此道，他不仅为中国贡献了一位秦始皇，一部《吕氏春秋》，而且成功地操作了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寻租创租工程。他食禄十万户，爵封文信侯，真谓是获利无数！自此以后，中国的官场就变成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意场。从第一个封建王朝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时间跨度不过二千余年，在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中，以不变应万变的惟有象做生意般的做官，这不能不称之为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我们不妨翻翻《官场现形记》。小说从第一回写坐馆塾师王仁开导他的学生说：“做了官就有钱赚” ，到最后一回黄二麻子“苦辣酸甜遍尝滋味”之后，终于悟到“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细心的读者如将小说和廿五史对读，定会感到从吕不韦到黄二麻子，设租寻租创租的激情像“原始冲动”一样潮涌古今、涛声依旧，这个甜蜜的事业前“腐”后继，绝无乏人之患。
凡做官生意者，官（权）越大利也越大，我们从卖官的标价就可看得出来。如《曲洧旧闻》称，宋代王黼当国时开市卖官，有“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直通判”之说；清初顺治朝，山西口北道副使王化淳，在更换防守仓官时标价“上缺要银四十两，中下缺要十两”（《明清档案》32册），仅此一项他就获银150余两。又据史载：捐一个县官，乾隆时要银4620两，嘉庆时4000两至5000两，道光时3700两，咸丰时2000至2600两，到光绪时跌至不足千两。官职的买卖已经完全市场化了，人们可以像买卖牲口一样按肥瘦或行情论价。
是否有成本低的官生意运作呢？当然是有的。如汉文帝的宠臣邓通为文帝嗽吮毒疮，而官至上大夫，并许其铸钱, 于是“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汉书·邓通传》），陈万年向儿子传授谄媚术，果然青胜于蓝；陈咸通过谄媚贿赂权臣陈汤，仕途通达，官至少府（《汉书· 陈万年传》）。又如明代权珰魏忠贤擅国时，朝中文武官员纷纷投其门下，时有“五虎”、“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这些“狗儿”、“孩儿”们虽然卑鄙下流，然好官我自为之。人格是不可论价的，为苟且于荣华富贵，在他们看来，贱卖人格又何乐不为之呢！
做官确实是天底下最好的买卖，原因在于权力可以转化为财富，无怪王亚南先生说：换一视角来看，廿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然而，并不是每个做官的人都愿将手中的权力转化为财富。如宋太宗时的名臣查道，常“与妻采野蔬杂为薄粥以疗饥”，“道不胜贫，与妻谋，欲去官卖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如陆游任夔州通判期间，“一日禄不至，则无策矣，”届满离任时，“行李萧然，固不能归。”（《渭南文集·上虞丞相书》）又如包拯、海瑞、于成龙、郑板桥等等，这些清介廉洁之士虽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寥若晨星，却给整个官吏阶层抹上了些许亮色，至今令人景仰不已，也令我们翻读那部贪污史时，不致汗颜得无地自容。
灰色文化的困惑：杀者自杀 贪者自贪
要说中国历史上无法制，那是无知；
要说中国历史上有法治，那是无识。
中国是创立和执行官吏惩处制度最早的国家之弧！渡惺椤に吹洹吩亍跋笠缘湫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