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一词收入牛津词典
让人欣慰的消息从远方传来，新版的《牛津简明英文字典》和《牛津成员和语言词典》将“劳改”（laogai）这个词语收入其中，与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古拉格”并列。由此，苏联与中国两个全球最大的极权国家的罪恶，被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巨著《古拉格群岛》“古拉格”这个词语在全球广为人知，“古拉格”制度的存在让西方普通民众了解到苏联国土上像癌细胞一样泛滥的奴隶集中营的真相，也让一度左倾的西方知识分子们终于放弃了对共产主义乌托邦最后的依恋。与之相似，因为中国人权活动家吴弘达多年来的搜集证据和奔走呼号，“劳改”这个词语也逐渐在全球传播开来，“劳改”制度的存在让西方普通民众意识到“中国制造”的诸多产品背后可能隐藏着斑斑血泪，也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政权在西方营造的“牙齿脱落的老虎”的新形象难以维持。在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中共当局取消“劳改”的说法而继续保持劳改制度，“以利于更好地在国际上开展人权斗争”。中共自己感到了心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弘达在国际人权事业上的贡献是巨大的。
吴弘达自传描述劳改岁月
吴弘达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勤勉的银行经理人，出于对中共天真的幻想，没有选择离开中国大陆。中共建政之后，对“资产阶级”的政策连番变脸，愈发严厉。尽管全家被剥夺了家产并被迫“夹起尾巴做人”，但少年吴弘达对即将降临的灾难依然一无所知。当他考入北京地质学院之后，满怀着成为一名从事科技工作的专业人士的希望，而对变化莫测的政治不感兴趣。然而，每一个生活在共产党中国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你不去沾政治，政治却要来找你”。一九五九年，吴弘达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次年被捕入狱，此后等待他的是暗无天日的劳改生涯。《昨夜雨骤风狂》这本自传，其主体部分即是描述劳改营中噩梦般的岁月。
作为一名天性热爱自由的大学生，作为一名童年即受洗并就读于教会学校的天主教徒，在以百万计的右派分子当中，吴弘达仅仅是一个藉藉无名的“小卒子”，他的际遇远远没有那些尚能保有一定待遇和自由的“大右派”们幸运。他不可能保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最后的贵族”们的优雅，他忍受了酷刑和饥饿，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当中国历史进入所谓的“新时期”之后，吴弘达的命运与那些屈原式的右派迥然不同：王蒙、丛维熙、张贤亮等右派名流，因为信奉“党就像母亲一样，虽然错打了儿子一巴掌，但仍然是自己的母亲”这样的“真理”，很快就重新被起用而前程似锦、八面威风。中共鼓励他们的作品出版发行，并给予他们本人以各种各样的荣誉，因为这些作品有效地帮助了中共的宣传部门改写和掩盖历史的真相。而同样是在记叙劳改生涯，吴弘达的声音却被隔离在中国之外，因为他讲述的真相对于中共而言乃是“一针见血”和“釜底抽薪”。吴弘达彻底觉悟了，他对中共政权不抱有任何的幻想，把余生献给了揭露中共奴隶劳改营、死囚器官买卖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黑幕，成为国际社会知名的人权活动家。
更隐蔽残酷的劳改营
如果说希特勒建立的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中营，主要用于明目张胆地消灭犹太人，那么，中共政权建立的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劳改营，则以“废物利用”为宗旨，将那些属于被“新社会”唾弃的阶级的成员关押在一起，以高强度的劳动、饥饿和酷刑来“静悄悄”地消灭他们。比起前者来，后者的手段更加隐蔽、严密和残酷。吴弘达在集中营中亲眼目睹了若干匪夷所思的酷刑，比如一次为了惩罚“消极怠工”的右派知识分子，将其上衣剥掉，双手绑在后面的葡萄架上。田野里的大号蚊子霎时覆盖了他的脸部和上身，人们听到他的狂叫呼喊，个个都魂飞魄散。当队长下令松绑后，他双手在脸上、胸上乱抓，血流如注，一头扎进路边的水沟里。吴弘达写道：“我耳闻目睹过许多人痛苦的呼叫声，但铭刻在我听觉中最深的就是这一次。”
暴露人间地狱冥相
吴弘达在劳改营中一步步地看透了中共政权的本质，加上他那毫不妥协的倔强性格，使他的肉体和精神都遭到了巨大的侮辱与折磨。六十年代初，因为饥饿，劳改营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为了能活下来，囚徒们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所有可以吃下去的东西。有一次，吴弘达在田里发现了洞穴中有一窝冬眠的蛇，“我高兴极了，一 下扑过去，把那一堆冬眠蛇一把拖了出来。我一声不响，一面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注意，一边把一条条未醒的蛇拿在手里，一口咬掉蛇头，吐掉，退掉皮，五脏不去除，塞进背包里。”即便是当年漂流到孤岛上的鲁宾逊也没有这样可怕的经历。我想，最酷烈的专制制度，乃是那种将文明完全摧毁、将人推回原始社会的生活状态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共的劳改制度超过了希特勒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古拉格，而“当之无愧”地名列榜首。今天那些天天在网吧中玩电子游戏的孩子们，如果阅读到这个“生咬蛇头”的故事，大概会以为是天方夜谭吧。然而，这样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最为真实的历史。
余英时先生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吴弘达在被流放到海外之后，“一直以宗教家的热忱，暴露这个人间地狱的真相”。那么，吴弘达的这种“宗教家的热忱”究竟来自于何处呢？来自于他的自由曾经被剥夺的切肤之痛，来自于他被关押到“活棺材”般的禁闭室的恐怖经验。那是一间一米高、一米宽、两米长的水泥棺材，被关在里面的人确实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十二天的煎熬，长过十二年。那也是吴弘达离死亡最近的一次经历。有了这样的经历，便有了对死亡的超越，有了对自由的珍惜，以及说出真相的“宗教家的热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吴弘达来到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因而享有了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本应享有的自由和权利，但他并没有忘却那些在中国的劳改营中失去自由的人们。他不是泰坦尼克号上提前逃生的老鼠，他将自己的命运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如果还有无辜者在坐牢，他的自由就不是完全的；如果还有无辜者在受苦，他个人的苦难就没有结束。
千里之行第一步：揭示真相
吴弘达从事揭露中共劳改制度的热情让我想起了在纳粹集中营中殉道的神学家、人权活动家朋霍费尔。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朋霍费尔在狱中写下了没有经过打磨的思想创记《通往自由之路上的各站》，并把它作为给一位友人的生日礼物。《狱中书简》的编辑贝特格认为，这篇文字之于朋霍费尔乃是“一 种凄凉的总结”。我的看法恰好相反，这篇文字乃是朋霍费尔对自由最为深切的体认，这种监狱之中面对死亡时对自由的体认，远远超越了任何睿智的头脑在书斋中对自由的体认。朋霍费尔有一段关于苦难的论述，这段论述用在吴弘达身上也是适合的：“由于服从人间的命令而遭受苦难，比起作为自由负责的人承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同别人一起遭受苦难，比起单独遭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作为众所周知的英雄遭受苦难，比起默默无闻地、屈辱地遭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遭受肉体死亡之苦难，比起忍受精神的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吴弘达没有被苦难所消灭，也没有被苦难所征服，他勇敢地站了起来，像堂吉诃德一样冲向了风车，像西西弗斯一样扛起了石头。
中共的劳改制度是蹂躏人权、灭绝人性的罪恶制度，它至今仍然存在。只有当中国真正实现了民主化的那一天，这一制度才可能完全地终结。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揭示真相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只要这一步能够顺利完成，那么接下来的关于重建尊严、和平、宽容和爱的工作才能得以展开。我认为，比终结现实中的劳改制度更为艰难的是，在中国恢复被这一系列罪恶制度所摧残的活力、良知和理性。
(转自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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