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来看去，十五年如一日，只看到两个字：杀人。
我对要求中共为六四平反或正名表示尊敬却无法理解。学生上街是否爱国和追求民主，为什么需要中共来鉴定，学生的行动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应该有后代历史学家来定夺，与中共有何相干？政府的职责就是保护民众的权益，只要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言论和集会，就不能以枪炮相待，这是最起码的道理。至于民众要抗议什么和支持什么，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政府动用武力的藉口。
难道只有中共承认八九学生是爱国民主运动，才能证明六四镇压是非法的屠杀？如果当年是民工上街抗议拖欠工资，妓女上街抗议警察盘剥，家庭妇女上街要求男人多分担家务，就是杀的合理，杀的合法了？
八九年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集会，盘坐广场以至绝食，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守秩序的，他们的行为没有对任何人的生命造成迫在眉睫的危险，中共动用了野战军，以机枪和坦克进行一场屠杀，以血腥的手段消灭反对派，制造了全国范围内的白色恐怖，是对法律，生命和人类良知的赤裸裸的践踏。
六四的根本问题是杀人，是蓄意策划的谋杀。所以解决六四的问题，没有妥协的余地，没有和解的希望，没有宽容的可能，没有遗忘的侥幸，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查明真相，惩办凶手，抚恤受害者。
查明真相不能由政府来主持的，政府是杀人者，是凶手，必须由民间的中立组织在国际社会的监督帮助下来调查。真相包括屠杀的策划和实施是如何进行的，命令是谁发的，如何传达的，具体执行屠杀的军人和将官，民众的死伤细节，还包括六四以后一直持续至今的对异见者的迫害，搜捕和残杀行为。
惩办凶手不仅要以公正，公开的审判让具体策划和实施屠杀的元凶伏法，让他们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还包括追究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政治责任，中共作为一个长期鼓吹和滥用暴力的政党应当被取缔，收缴其非法掠夺的党产，永远禁止其党魁在中国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应当抚恤的受害者，不仅仅包括六四当日的死伤者，也包括六四以后所有因六四而遭中共骚扰，追捕，关押，放逐，以及杀害的所有受害者。政府要向他们表示悔罪，请求宽恕，为他们建立纪念碑，支付经济赔偿。
JUSTICE MAY BE SLOW， BUT IT IS CERTAIN。
我们等了十五年，可以再等十五年，让六四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于中共头顶，等待死亡比死亡本身更可怕，中共苟延残喘一天，就在死刑候斩榜上多受一天恐惧的煎熬。
一位朋友给俺的邮件，征得其同意发在这里，是否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受到的震撼是不一样的，能体会到她的感受，印象深刻还有她最后那个问题：如果我自己在场会怎样？以下是邮件原文：
15年了，我和我先生都是出国以后从不谈六四的，我们把心里对六四回忆的这扇门紧紧地关上了。
你的六四回忆引发我想告诉你我们当时的一些经历。我住在清华的善斋，从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北大就开始贴小字报，后来是大字报。我每天都到花园角去看并拍照。清华后来居上，我就把拍照的重点集中在清华的学运上了。
从始至终，我拍了有近一百多卷胶卷，我每天都是白天拍，晚上把自己关在暗房里冲洗，全部都放大成六寸以上的成品。彩色的原来在中国图片社印制，后来怕没收，我就找了一个有洗印机的个体户，多付点钱站在那里等他印完，记得在放大学生死伤的照片时，当图形从现象池逐渐显现出来时，我的泪就情不自禁也流下来，在暗房我甚至恐惧显现出来的一幅幅学生的尸体，我是用颤抖的手把照片一张张冲印出来的。当时的恐惧致使我把这些照片连同我的记忆封存起来...
六三，我先生去海军总院看一位著名教授的夫人，他的弟弟是东海舰队的头，当时他们全都在北京待命。我先生是从他那里得到部队要行动的消息。他当时在医科院工作。每天往返与天坛和清华之间。这一天他先通知了院里的领导，然后赶回来找我，我得知消息后赶紧通知了系领导，先争取把自己系里的学生找回来。
这一天的晚上我们是站在学生饭厅外面度过的，通过喇叭听着每一个从天安门跑回来的学生哭着讲述在北京个几个主要路口发生的开枪状况....我和我先生站在外面泪流满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六四的早上有外面的家属拉着学生的尸体在操场上给清华的人看。清华戒严了，甚至灯火管制，晚上都不开灯...我和我先生整夜听着到流弹的声音，和操场开来开去的一辆辆军车....
六四过后清华在主楼给死难的学生布置了追悼会场，死者的照片是从我的实验室放大的，我精心地修理了每一张照片，看着他们年轻的面孔想着他们是被解放军叔叔的子弹击中....我当时有个念头"如果当时我在现场会怎样？"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挥之不去....
(大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