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联会五月卅日举行“‘六四’十五周年爱国民主大游行”之前，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足球场举办了“再谈中国民主运动座谈会”。张文光在会上表示，十五年来，“六四事件”都是香港中学教科书的禁忌；九四年，香港教育界曾要求将“六四”写进教科书中，遭当时的教育署署长黄星华反对，理由是二十年内发生的事情，不应该列入教科书中。
张文光
这座位于北京的外交员公寓六月七日曾遭军人射击，理由据称是有人躲在其中射击解放军。公寓下层阳台上弹孔依稀可见。而六月四日解放军进入京城后，便不停向马路旁边的民居开枪扫射。（www.64memo.com）
＊未提“六四”敏感议题
虽然特区政府最后决定将“六四”写进教科书，香港学生可以由明年起在课室内学到有关“六四”的历史，不过，张文光指出，教协看过所有合共七本包含“六四”内容的教科书，都避开了“六四”一个最敏感的议题──中央政府下令以坦克车和军队向人民、学生开枪。教科书内容极其量只点到军队武力清场，但没有写到底是用甚么武力，也没有说清场后有没有造成死伤。
张文光认为，在“六四”议题上，无论是港府还是出版书商都是“犹抱瑟琶、欲语还休”。因为出版书商担心，若港府不通过教科书中所写有关“六四”的内容，便会惹上政治麻烦，且不获采用，以致血本无归，也学了特区政府的“小讲为妙”对。
＊屠城写成外交胜利
张文光特别挑选了其中一本教科书，即场朗读书中有关“六四”的内容：
“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国国内爆发了“六四事件”，中国在国际上一度受到孤立。当时中国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政策，不因受外国孤立而采取敌对态度，以静候与外国关系改善的时机到来。一九九六年，大部分国家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中国在国际上再担当重要的角色。”
八九年“六四”凌晨六点廿分，三辆坦克辗过路上的途人和骑单车市民后扬长而去，毒气弥漫整条街道。目击者们迅速上前抢救一位靠在栅栏上的伤者。马路边有十一人死亡。（《观察家》杂志1989年10月版第116页）
当年镇压学生和市民的解放军除了使用坦克车压、毒气薰外，还用形形色色的子弹包括射会人体后才爆炸的达姆弹（俗称炸子），扫射手无寸铁的人群。北京市民当年收集的“六四”屠城子弹。（www.64memo.com）
张文光认为，这是所有教科书中最难看的一段有关“六四”的描述，他说：“整本书‘六四’的史实和经过，在书中消失无踪，‘六四’的鲜血和生命竟在历史内人间蒸发，‘六四’的理想和追求竟变成最后中国外交的胜利，这和日本篡改侵华史实是异曲同工，扭曲历史到如此境地，我们看到‘六四’写入教科书又如何！”
张文光认为，支联会有责任不能沉默，不能因为教科书自我约制，港府少说为妙而沉默。他建议支联会应该趁现时的形势，出版一份公正、独立的历史教材，送给全港的学校和老师，教材内容包括文字、图片、声音、影像，还有VCD，让老师教导学生真实、不歪曲的历史。
今年在北京，五月十六日拉开序幕的追思悼念活动，有大约四十名“六四”难属参加。由于不希望这次活动遭到中共当局破坏，“六四”难属们的追思祭典仪式是在北京某处的室内进行的。这一原本准备在四月四日清明节进行的追思祭典活动，因为中共当局不久前抓捕了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等“天安门母亲”，故被迫推迟到五月十六日才得以进行。（www.64memo.com）
＊凭良心良知教“六四”
张文光又说，既然“六四”已经进入课室，教师应该凭良心、良知和历史事实去教育学生；惧怕或回避“六四”历史是对历史的不公义。
最后，他说：“人民的历史将要由人民去说，牺牲了的学生的历史，就要由老师在课室上讲，这才真正是薪火相传，对学生、对历史最重要的身教。”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