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为耀帮奔丧，但是，耀邦的儿女亲家、原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刘海滨要求去北京，都被有关部门谢绝，我当然是不能去的。不过5月上旬，机会来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要在当年“七一”前编印一本纪念耀邦的书，他们通过陕西省委约我去北京写文章。我在陕西省委档案局抄了两天材料，再带上我自己保存的耀邦在陕西讲话、谈话的稿子，于5月9日到北京，住在厂桥中直机关招待所。第二天，组织编书的同志到招待所来谈了他们的编辑计划，要求我写耀邦主持陕西工作那一段时间的事迹，一周内交稿。当天我就动手写作。
当时，北京学生已开始静坐绝食，我没有时间出去。5月16日，北京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在北大芍园举行的会议、发出的声明，我也没有参加。我只给胡绩伟、李洪林打电话问情况，绩伟未找到，洪林简单介绍了一些情况。
我的文章，在5月16日就写好了，并约中宣部负责联系的同志拿走稿子。当晚，我就决定：第二天去天安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梦见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张奚若先生，他板着面孔，严肃地对我说了四个字：“保护学生。”接着，用手指向一个角落，那个角落里站着委委琐琐的李铁映。为什么我梦见张奚若却没有梦见马叙伦呢？因为张奚若是陕西人，我见过他。不认识的人是不可能入梦的。
当时，北京的公交车停开，出租汽车也在列队游行，只能步行。沿街商店的收录机，无例外地播放着国歌和国际歌。每当学生队伍、工人队伍经过时，商店的店员们热烈鼓掌，打着V字的手势，有些女店员感动得热泪盈眶。公园一律免票，为了节省路程，可以穿园而过。我走到天安门前，口渴了，想买一瓶汽水，卖汽水的朋友说：看老先生的样子像是大学教师，尽管喝吧，不能收你们的钱。
天安门前，最有秩序、最有分寸的是学生。高自联的大喇叭不断提醒游行队伍：注意广场秩序；注意广场卫生；迅速通过天安门，不要停留；不要呼喊出格的口号；等等。工人队伍、市民队伍、干部队伍就比学生激进。例如：新闻队伍有这样的口号：“人民日报，胡说八道；中央电台，颠倒黑白；我们再不愿欺骗人民了。”工人队伍有这样的口号：“主席，主席，包办酒席；再当主席，不要面皮。”还有这样的横幅：“紫阳，李鹏，还等什么呢？”不明真相的工人还把希望寄托在李鹏的身上。“打倒邓小平，打倒赵紫阳”的口号，也出自工人、市民队伍，而不是出自学生队伍。四川人游行队伍打出的横幅比较别致：“小平，四川人欢迎你告老还乡！”
当时，李洪林住在前门东大街一幢楼房的最高层，我去找他。洪林当时意气风发。他说：“现在这一代青年太可爱了，他们比我们强。第一，在我们头脑里还有旧的世界观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则是一张白纸，非常单纯；第二，我们的外语都不行了，他们行，可以直接接收世界上最新的知识和信息。”他说：“原来以为，现在社会风气败坏是很难治的病症，现在，民主运动荡涤了一切污泥浊水，近一周来，北京没有人犯罪了，一些失足青年都在组织游行，表示今后再不做坏事了。”在这些问题上，我都赞成洪林的看法。只是在谁胜谁负问题上，我没有他那样乐观。例如：他说：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完了。我说：军队的态度还难说。他说：38军军长已经抗命了。我说：其他军队未必都能抗命？洪林还说：赵紫阳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把邓小平亮出来了。”因为他讲到十三大一中全会作过一个秘密决定，肯定党的领袖还是邓小平。我说：我个秘密决定作的不好，中央委员会怎么能作出不让全党知道的秘密决定呢？附带说一说，洪林对紫阳有些评价，是我没有看到的。他说：紫阳有些地方比耀邦厉害：一点是，当邓力群提出三十多人的批判名单，紫阳加以否定，保护了鲍彤、洪林、浩成等三十余人。另一点是：他一上台就解散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和熊复的《红旗杂志》。还有对反对“自由化”强调正面教育，实际上没有怎样反。我说：当时小平把耀邦拉下马，一时无人代替，不得不对紫阳迁就一点。我约洪林到天安门探望绝食的学生。他说：前几天，他同严家祺、温元凯等十二人已经探望过了。当时，他正同于浩成一起编一份《广场简报》，顾不上出来。我离开洪林家，再到天安门去探望绝食学生。绝食学生外面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有保护的，有探望的，我一个人挤不进去，遇到几个不认识的北京学生，他们询问了我的身份和态度，又问我是否要讲什么，我说：我写一个书面声明吧。我退到中山公园外，用身上带来的纸垫在一块木板上写了一篇书面声明。题目是：
《献给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绝食请愿的人民英雄们》原文附后。
我把书面声明交给同我谈话的学生。回到中直招待所以后，又追记下来，寄给李洪林。书面声明上填写的时间是5月18日，那是我记错了，那一天实际上是5月17日。我在“八九”民运中参加的活动仅此一事而已，想不到以后却引起很大的风波。
5月20日，西北的革命元老、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到中直招待所来了。老上级是不会来看一个下级干部的，他是有其他他事到招待所来，听说我在那里写纪念耀邦的文章，顺便到我的住房谈了几句。我问他：“汪老，中央怎么能这样干？”他说：“出兵、戒严不过是维持秩序，使学生的行动有所控制。你放心！军队绝不会开枪的。”我知道汪锋同杨尚昆都在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有来往，就问：“你是不是听尚昆讲的？”汪锋默认。当时我以为，杨尚昆能够代表邓小平，既然他说“绝对不会开枪，”大概就不会吧。
我有一个表侄孙女从台湾回来，在西安等我见面。我要她到北京见面。5月20日，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已经等了8天，西安到北京的交通已经中断，她只好在5月22日回台湾去了。我托中直招待所为我买5月21日飞西安的机票。招待所神通广大，竟然买到了。那时，北京仍然没有公交车和出租汽车，有些市民已在修街垒，并且喊出口号：“你有30万，我有800万。”意思是说你有30万大军，我有800万市民。在北京机场遇到一个姓张的中层干部（实有其人），他认为天安门的学生应该撤，不撤就有危险。我说：学生所以不撤，是因为担心撤回去以后“秋后算帐”，现在聚集在天安门还可以抱成一团，互相保护，何况，每天晚上都有十万以上的市民和工人、干部到天安门保护学生。那位中层干部还是主张学生应该撤。我说：谁有办法说服学生撤退？他说：“有办法。几个军人抱一个学生，就可以把学生抱走。”我说：“你这是馊点子。”不过，在“六四”大屠杀以后，我觉得这位中层干部的“馊点子”也不失为一种不太坏的办法。如果邓小平还有一点尊重人的生命的良知，他采用这种办法也可以强迫学生撤退，何必使用坦克、枪炮去屠杀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在“4.25讲话”中，他已在以流血相威胁，他是处心积虑要制造“流血事件”，决不是什么迫不得已。
5月21日，我回到西安，同台湾归来的表侄孙女母子二人团聚，22日，送他们回台南。从机场回来，就有大学教师登门拜访。当时，我在天安门发表的书面声明，已在西安印发。个别大学教师，要我同西安学生见面。我说：我现在同学生见面，可能会激发他们的情绪，不见为好。请告诉同学们：当局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劝他们撤退，不要作无谓的牺牲。那位教师说：共产党绝不会那样作的。我说：为什么不会，过去镇压的还少吗？那位教师又说：就是坐监狱，学生也不怕。我当时想到和讲到的镇压，不过是棍棒和监狱，教师、学生想到的也不过是监狱。因为，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也不过如此。大家根本没有想到邓小平会用枪炮杀人，坦克碾人。邓小平能够做出普通人想都想不到的事，可见，他当时已经丧失了人的良知。
5月22日晚上，我准备再去北京，火车不通，只好从襄樊绕道走。5月23日，我搭公共汽车到襄樊，京汉路也不通，我又到河南南阳油田。在南阳听到“六四”大屠杀的消息。我的家人也到油田来了。有一天晚上，油田保卫干部李先生同我谈了几个小时。他说：他的家乡在豫东太康县，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故乡。他的父亲是县级离休干部，在当地有一定威望。他邀请我到他家住一段时间，他愿意“以全家生命保障你的安全”。李先生走后，我的家人和亲戚经过商量，认为李先生是很有诚意的。但是，政治形势还不知道怎样发展。住在太康农村信息闭塞。加之，我们和李先生一家素昧平生，在他家里住的时间长了，也不大好。不如回浙江老家。第二天早晨，李先生拿了两张汽车票，准备送我去太康，我们只好把不去太康的考虑婉言相告，对他反复地表示谢意和歉意。
我买了从南阳去上海的车票。每到一个大站，都要上来一批武装警察，缉拿所谓“两乱”分子。我不是通缉对象，没有受到注意。从上海转车去浙江金华。我在祖籍义乌已无近亲。金华有一家，曾经在陕西工作，同我家有往来，我去投奔他们。这一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当时，国内的报、刊、电视充满了声讨“两乱”的歇斯底里的谎言、谬论和伪造的画面。每当电视上播放这一类节目的时候，主人都要告诉孩子：“外公不爱看这些东西，赶紧换台。”我在金华大街小巷和公园、影院、租书店到处游荡。在1989年6月和7月，随处可以听到议论“六四”、谴责政府的声音。对邓小平还有所顾忌，放言无忌、集中抨击的是李鹏。我有几次听一些老人说：李鹏的眉毛和林彪一样，是吊梢眉，不得好死。一些有地域观念的浙江人，希望乔石上台；有人又说：乔石没有魄力，还不如让蒋家人回来。我说：蒋家在中国大陆罪恶太大了，让他们回来，那可不行；何况，蒋家也没有人了。有一天，金华传来谣言说：赵紫阳的儿子（又说是女婿）逃到金华来了。我是不信的，因为赵紫阳同金华没有关系。可是，那个谣言惊动了两批人；一批是警察，要搜捕；另一批是市民和郊区农民，要起来保护。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尽管官方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口头宣传竭力制造白色恐怖，可是，同“文革”中人人自危的气氛相反，民众冷静、客观，是非分明。足见，社会毕竟是进步了，人民恢复了良知和正义感。
8月下旬到10月底，我到杭州，借一家亲戚在卖鱼桥附近的空房住了两个月。我一天写作，一天出游，走遍了园、林、桥、寺、洞、江、湖、溪、井、泉，无山不登，无幽不探。可是，良辰美景难平满腔悲愤，心里总像压着一块搬不动、化不掉的大石头，只好写一点自己不擅长的旧体诗加以宣泄。这里抄录其中几首：
吊秋瑾
八十年前反暴君，暴君如草锄还生。 西湖难贮英雄血，绿惨红愁愁杀人。
谒岳墓
英雄遭际古今同，千古冤血一样红。 何日黎民能作主，也将白铁铸元凶。
斥 秦
信史从来斥暴秦，杀人如草不闻声。 古为今用翻铁案，陈胜刘邦是乱民。
哀扶苏
宅心仁厚拒屠刀，柔懦不能抗赵高。 卅万雄兵齐束手，任由孺子乱秦朝。
辟 秦
乱世人心思辟秦，梦魂萦绕武陵春。 桃源若许操舟渡，愿作渔人一问津。
附了写旧体诗，我还在金华和杭州写了一篇5万字的长文：《八九民运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的未来》。那篇文章是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八九民运的经验，用社会民主主义规划中国的未来。起先我还敝帚自珍，保存着草稿和修改稿。在第三次开除党籍以后，我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自己觉得，我在杭州写的那篇文章，对未来形势的估计过分乐观，而分析问题、规划中国未来去向的观点又陈旧落后了，干脆一火而焚之。我有一个习惯，思想不很固执，经常否定自己。一发现自己的文章有过时或错误的东西，就付之一炬。多年来我自焚的发表或未发表的文稿，字数近百万。现在，我有些后悔，不成熟的甚至错误的文稿，也记录着自己的心路历程，应该有选择地保存下来。焚稿，是追求完美的表现。实际上，自己的思想，过去不完美，现在和今后永远不会完美。难道不完美的东西就完全不值得保留吗？
从杭州又回到金华。国内政治形势持续恶化，我真有出国的打算。但是，在北京在西安均已离群，此路不通。1989年底，陕西当局在北京几家报纸和陕西省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发表通知，勒令我回西安“交待问题”。这是变相通缉，我怕连累浙江的亲友，1990年春节期间回到西安。西安市和户县有两家私营企业接我去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读书和思考，重新认识自己思想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在此期间，我否定了在浙江写过两遍长达5万字的“八九民运和中国的未来”。从此，我不再为未来绘制蓝图，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学力太差，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是认识到任何预制的蓝图，都不免陷于空想，因为形势变化中偶然因素很多，任何人都难以准确预测。
四月间，中共陕西省委知道我已经回来。有一位同我私交较好的领导干部约我到一家咖啡馆见面。他说：陕西省委某副书记曾经对他说，好朋友出了问题，怎么办？没有想出什么办法。后来，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又对他说：老林的问题，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他就是在天安门发表了那一篇声明。省上已经派人去北京调查过，没有发现他的原稿（我带到北京去的助手，曾经代我抄过那个稿子，可是，他没有说），要是本人说：那个东西不是他写的，是学生伪造的，事情就好办了。当然，我的朋友绝不会直接说，是省委要他给我传话。我说：事情怎么能那么做！分明是我在现场写的，而且我现在仍然坚持我的观点，怎么能把责任推给学生。那位朋友也是赞扬八九民运、反对大屠杀和大镇压的。他并没有批评我的想法不对，只是对我的处境担心。彼此问一问生活状况，尽欢而散。
五月初，我写了一封由西北大学党委转中共陕西省委的信，作了几条声明。
一、1989年5月18日（实为5月17日），我在天安门前发表的书面声明，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由衷之语，是清醒而自觉的政治行为，我对这个声明的起草和印发负完全的政治责任。
二、我不作违心的检讨，让历史去作出公正的结论。
三、1989年6月以后，我所以长期在外，不过组织生活，是由于我的思想一直不通，不愿意回来作违心的检讨，如果这违犯了党的纪律，我愿意承担责任。
四、我支持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不做违心的检讨，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对待群众运动的正确立场，是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五、对于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我同目前执政的一些同志有所不同。但是，我相信，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最后一句，也是真心话。我当时信仰葛兰西和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我在流亡中带的也是他们的著作。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那是以后几年的事，但我始终没有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常说：“我是后知后觉。”
看到我的信以后，西大两个党委书记到我家探望。他们谈了两件事，一件是，西安有五、六个高校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民主救国会”，由西大学生许剑雄、张明、张红旗带头。这几天正在闹，希望你最近不要回学校去，以免学生们缠你。另一件是，摸我的底，问我准备怎样了结北京的事情。我说：我的想法都写在那一封信里，你们和省委就作组织处理吧。他们又问：怎么处理呢？我说：开除党籍嘛，不开除，我也要退党的。他们原来都是我提拔起来的，不好再说什么。
过了几天，陕西省委高教工委书记和西北大学党委两个书记，以组织的名义正式同我谈话。他们没有说什么，只是由我把在北京的活动和现在的态度复述一遍。谈到我和胡绩伟、李洪林的关系，我赌气地说：有什么可谈的？胡绩伟、李洪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李鹏不是，杨尚昆、姚依林不是。后来，陕西省委又把这两句话作为我的新的问题。当时我还不清楚杨尚昆同邓小平、李鹏也有分歧。至于说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按过去的习惯，把它作为区分正确与错误的代名词。
也有一些好心的朋友埋怨我说：人家要帮助你，你不配合么！本来说一句“不是我写的”，就没事了，你偏要把问题搞得那样复杂。
此后，陕西省委就为我设置了一个调查组，由省委纪检委、省委高教工委和西北大学纪检委书记参加。政治问题，清清楚楚，没有什么调查的，又加上经济问题，即：我在一家跨省公司担任常务副董事长时，代陕北买一批进口化肥未到货的问题。起先，省委纪检委想给我定为失职甚至渎职。但公司不是国营，我又不是企业法人，没有具体经营的责任。企业法人是总裁。斗来斗去，最后给我作的结论，是负有领导责任。
陕西省委还给我开了一次批判会，熟人都回避了，一个也不来，由一个新调来的省委副书记主持，省委各部门和西大党委书记参加，批判我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没有发言，只有省委副书记一人发言。他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只是重复列宁那一句话：“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变种。”我只讲了一句话：省委可以把能够请到的理论家请来，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着同我辩论。当场没人说什么。在省政府一次厅、局长会议上，新调来的副省长郑思林（后来作过江苏省长），离开会议议程讲到我，说什么“林牧很嚣张，竟然要和我们辩论。”有的厅局长用主席台可以听到的声调说：“你们为什么不敢同人家辩论？”那位厅局长在散会后说：清查“两乱”是省委的事情，与政府无关。你郑恩林初到陕西，根本不了解陕西的人事情况，连省委书记们都尽量回避的事，你插什么嘴呢？我所以要把郑恩林的姓名写出来，是考虑到这个好事之徒说不定有什么背景呢？
1990年7月19日，我给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题为“最后的忠谏”，托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转送，据说省委送了。
我的那封信，在既讲成绩也讲问题，既讲反“左”又讲防右的套话中，委婉地提出了要求邓小平改变政策的意见。例如：“去年夏季，小平同志可能听到某些人未必真实的报告，感到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不得不同意采取非常措施的意见，从小平同志六月九日的讲话来看，他并不知道现场的真实情况。”毛主席“误用了林彪又打倒了林彪，错打了小平又起用了小平。毛主席能够做到的，相信小平同志也能够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实现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宽松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实行激化矛盾的严峻政策的结果。”“现在，各国的社会主义模式都处于探索、发展之中，不论是中国模式，瑞典模式，还是苏联的主流派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都不是完美无缺，唯我独尊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博采众长去寻找最佳的社会主义模式呢？我们为什么要重复苏联共和我们党过去的历史教训，把自己封闭和孤立起来呢？”
“最终行动，对于一个人往往能够起覆盖一切的作用。如果华国锋同志的最终行动，是粉碎‘四人帮’而不是两个‘凡是’，他就是一个名垂青史的一代伟人，如果邓小平同志在一两年内能够再一次拨正航向，推动改革。……人民就会永远铭记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丰功伟绩，而不会记住前进中的某些曲折了。”
当时，我明知邓小平是一个为了维护一个人、一个党的专制权力不择手段、不知悔改的人，为什么还要作什么“最后的忠谏”呢？这有两点原因：一点是我的头脑里残存的传统道德在起作用。我考虑到：不管怎样，我总算做过四十年共产党员，而邓小平对我个人在“文革”后的平反，起过作用，有“滴水之恩”，我在离开共产党之前，作一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最后的忠谏”，可以做到我不负共产党和邓小平，而是共产党和邓小平有负于人民，也有负于我。另一点是：我当时不愿忍受清查和劝降的纠缠，索性把事情做绝，促使他们早一点把我开除出党。
我的“最后的忠谏”虽然措辞婉转，但是，我要求邓小平学习毛泽东“错用了林彪又打倒了林彪，错打了小平又起用了小平”，显然是要求他起用赵紫阳，抛弃江泽民和李鹏。这当然是他们不能容忍的。
1994年秋天，王丹在西安问我：“为什么有些人坐过监狱（指收审）还没有开除党籍，你没有坐监狱却被开除了党籍？”当时我没有回答。王丹如果看了我的这一篇回忆录，恐怕就能够理解了。
我发出那一封信以后，专案组的纠缠显著减少，劝降的人完全绝迹。在他们看来，我还在坚持“动乱分子”的立场继续进攻，围攻和劝降都是无用的，只有赶快处理了。就在7月或8月的一天，省委专案调查组要求中共西北大学第一支部（这个支部的成员是已离职休息的前任西大党委书记和校长，还有一批具有老党员身份的教授）开会，先由省委调查组宣读了他们起草的开除我的中共党籍的决定（草稿），要求支部讨论。党支部要求我本人先表示态度。我说：我早就写出声明，我“不作唯心的检讨”，陕西省委开除我的党籍是既定方针，请大家举手通过吧，我不在乎那个党籍。西大第一支部党龄最长（1928年入党）的前党委书记吴大羽发言说：“林牧同志，你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又不是谁的工具，那有由上级党委写好处分决定让基层组织举手通过的组织原则。”其他老党员也提出反对的意见。支部书记宣布休会。我的老师张宣叫我到他家去。他先批评我“太鲁莽了”。在北京的行动太鲁莽，今天的行动也太鲁莽了。你不能自己要求大家举手开除你的党籍。这样，大家就不便说话了。大家帮助你，你也要加以配合嘛。党支部复会以后，我没有说话。经过讨论，作出一项决定：中共西北大学第一支部不同意开除林牧同志的党籍。具体问题没有讲。
在此以后，省委、纪检委重新收集材料，研究对策。事情拖下来了。我趁此机会进了医院。
在医院，看我的人很多，都是同情分子。也有一些平时没有来往的人去看。例如：刘志丹的九妹刘玉兰；原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陕西省省长赵寿山的女儿赵铭锦，她们都是中共党员，也反对“六四”大屠杀和以后“清查两乱”的大整肃。北京有两位西北革命元老给陕西省委写信，提出：“不要小题大做。”“不要把事做绝。”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的正副主任也不同意开除党籍。
接着，中共进行整党，其目的是以清查“两乱”的思想对全党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我当然不愿意参加那次整党。但是，西大内外不少朋友到医院来说服我参加整党。他们说：他们要开除你，遇到很大的抵制，你不参加整党，他们正中下怀，反而会把责任推到你自己身上。你偏要参加，让他们在基层组织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开除你，让他们去承担责任，承受骂名。我接受大家的劝告参加了整党。在整党中进行的检讨和思想总结，都是以检讨的形式为自己在天安门的行动辩护，党支部通过了。省委及其纪检委又在炮制新的对付我的材料。我等得不耐烦了，向西大党委打了一个招呼，以查病为名到北京去了。在北京，就是那个为毛泽东安装录音器而被投入大牢的朋友，把我安排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在西单的一个招待所。我在北京共过事的下级为我配备了一辆汽车，司机同志拉着我看遍了“六四”期间开枪杀人和用坦克轧人的遗址，一边看，一边介绍情况。他告诉我，北京市民的悲愤之情仍然很强烈。新华总社一位记者来看我，他曾在六部口目击杀人惨状。他说：“六四”子夜，有几十位男女学生从天安门撤退，走到六部口，坦克赶上来，把那几十个同学，连人连自行车压得血肉横飞。那位记者说，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半，但是一想起“六四”杀人的惨状，就觉得“活着就是痛苦！”我还到人民日报宿舍去。当时，胡绩伟还在受审查，不便见面，我只到副总编丁济沧家里去了。他们已经知道：陕西省委要处理我，“西北大学顶得很硬”。可见，这种消息不胫而走，传播很快。在丁家，还遇到社会科学院一个青年，他参加了一位知名人士的专案组。据他说：那位知名人士很怯懦，邓小平看到他痛哭流涕认罪检讨的录相，表示：“这个年轻人确有认罪表现，可以从轻处理。”
我从北京回到西安，中共陕西省纪检委又拿出第二个调查结论和处分结论，不要我参加，让中共西北大学第一支部背靠背地讨论。支部成员，除一人以外，全部发言，逐段驳斥省委的结论和处分决定。
1990年底，中共陕西省委看到处分不下去，只好通知西北大学党委，让基层组织自作结论。1991年1月4日，中共西北大学第一支部写了一个长达1500字的结论，先征求我的意见。我问：为什么要写得这样长？起草人说：为了逐条驳斥省委的结论，不得不写得长一些。那个结论，有不少巧妙的指辞。例如：林牧同志虽然违反了中央当时的决策，但却没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林牧同志的书面声明，是从维护宪法和党章出发，维护宪法和党章，就是维护了四项基本原则。那个结论给我以最低处分：“当面警告”。多数人认为：如果不给任何处分，省委就可以不顾基层组织的决定而另行处理；给一个最低处分，可能容易通过。党支部表决时，我当然不举手。支部的同志说：为了表明全体一致，老林你也举手吧。于是，我也举起手来。
1991年春节期间，陕西省委分管组织和检查的副书记带上组织部长上我家拜年。大约是表示：那件事情已经了结。
1991年10月底，陕西省委纪检委突然通知我去看他们依据中纪委的意见，重新作出的审查结论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那个材料长达7页多，挂口不提基层组织的结论和处分决定。省委的纪检委书记说：中纪委认为，现在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方针，鉴于苏共的和平演变，都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所以对领导干部的处分要从严，而你又没有作过实质性的检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本立场没有转变过来。所以要这样处理。我说，能够实行和平演变的人，都是你们这些掌权的领导干部，我们无权的人怎么能实行和平演变呢？我又说：开除党籍，我无所谓，我已经被你们开除三次，可以上基尼斯的世界纪录了。那位纪检委书记说：不说了，不说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开除我出党的通报，发到县、团级以上单位，并向全体党员传达。许多原来不知道我的人，听到传达，登门慰问。有些从未见面的书画家和镌刻家，送来书画和图章，有一副画是“虎落平阳”。有一只图章，刻着“屈子行吟图”，把我比作屈原。其实，我是叛逆者，并没有屈原的愚忠。
附：我在天安门的书面声明
公开声明献给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绝食请愿的人民英雄们
原西北大学党委书记 林牧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于北京天安门前
可敬可爱的青年同学们、朋友们：
你们以为民请命、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慨，为推动改革、争取民主、反对腐败、振兴中华而进行绝食请愿。你们的爱国行动得到首都百余万群众和各省市、各行业数以千万计人民的坚决支持和声援。我到天安门广场看到这个伟大而悲壮的场面，激动得热泪盈眶。稍有一点良心和爱国爱民之心的人，身历其境都会象我一样受到教育和激励。为戊戌变法而牺牲的有“六君子”。为孙文、黄兴先生领导的广州起义而牺牲的有“七十二烈士”。伟大的“五四”运动，在北京参加示威游行的不过一万余人，在全国大约有上十万人。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发动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在每个大城市不过有几千人、上万人参加。“四五”运动也只是在北京、南京、西安、武汉等几个大城市充分展开。这一次和平的人民运动，规模之大、扩展之广、水平之高、秩序之好，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干劲冲天、斗志昂扬。旧中国传统观念加于人民的因循守旧、安分守己、中庸之道、难得湖涂、官贵民贱、个人迷信、窝里斗、各顾各、阿Q精神以及有时排外、有时媚外等精神枷锁和臣民意识一扫而空。官风不正、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不好等一度被人们看作不治之症的污泥浊水，行将被人民运动这一股汹涌澎湃的滚滚浪潮冲洗得越来越干净。近些天来，各大城市连小偷和其他犯罪者都少见了。中国人民不再是丑陋的，而是光彩照人了。这是一次全民思想的大解放，传统观念的大突破，民族精神的大发扬。不论运动在发展中还会遇到多么大的挫折，受到多么大的压制和打击，历史终将证明：这次运动是在中国深化改革、加速实现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有人把这次运动同“文化大革命”相比，这是不伦不类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等极少数人发动的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它在方向上和方法上都是错误的。这次运动是由具有先进思想的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发动的，它在方向和方法上都是正确和有秩序的。
有人借口戈尔巴乔夫同志正在北京访问，担心“家丑外扬”。这些同志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恐怕不对头吧。这次伟大的人民运动不是什么“家丑”，而是民族之光。好心的外国同志和朋友看到如此伟大的壮举，只会钦佩和赞扬，只会进一步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有作为、大有希望的伟大民族。只有极少数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既得利益者，才会感到不大光彩。其实，这些同志只要弃旧图新，同人民站在一起，是会得到人民谅解的，是会由不光彩变得也很光彩的。
有人诬蔑这次运动是“一小撮坏人”煽动起来的。试问：“一小撮坏人”在人民中是完全孤立的，他们有什么威望和号召力能够把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人民煽动起来。就拿我来说，在未到天安门广场之前，我支持这次运动的方向，但对绝食的作法还有怀疑和顾虑，到了天安门广场之后，我才认识到同学们如不采取这种方法，就不足以感动“上帝”，也就是“唤起民众”。身居高位的几位同志们！你们不妨试一试，运用你们手中的权力能不能发动一个同样规模的逆向运动？我敢断言：你们办不到。因为真理不在你们手里，人民不会站到你们那一边，你们几乎失尽了党心、民心和军心！
还有人以“安定团结”、“稳定大局”为借口，对人民运动指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