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担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参与主持六机部工作达6年之久。1969年9月的一天，六机部所属的上海沪东造船厂给部里发来一份急电。电报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指令该厂挑选1000名技术工人到上海市新组建的一个工厂去工作。电报还说，王洪文已打电话给该厂“造反派”头头，限令完成任务。上海沪东造船厂感到十分为难，请示如何处理。
我看完电报，心情很不平静。沪东造船厂是六机部的直属工厂，与上海市从来没有隶属关系，也从未有过人事关系，他们怎么能不跟六机部协商，就擅自发出这样的命令呢?为了谨慎处理此事，我连夜主持召开部军管会扩大会议。会议从傍晚开到凌晨，最后形成三点决定：第一，以六机部军管会的名义将此事上报国务院领导小组和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第二，由我和副部长边疆赴上海协商，争取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第三，起草答复沪东造船厂的电报，要他们等待上级指示。
翌日，我与边疆副部长飞赴上海。到达后，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会见我们，一见面就说：“上海市给沪东造船厂发了调令，这是打破旧的领导体制、冲击‘条条专政’的一步棋。洪文同志指示我向你们说明：调令一个字也不能更改，调的人一个也不能减少，希望你们支持。”
马天水口气强硬，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我对此非常反感，马上回击说：“马天水同志，我对你刚才的话感到惊讶。你作为上海市一位老资格的领导干部，接待国务院属下的两位部级领导干部，不听我们说明来意，就下了结论，这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这不是商量办事的态度。请你转告王洪文同志，他这种做法与他口口声声‘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的言论太不相符了。”边疆副部长接茬说：“上海市组建新厂，六机部应该给予支援，但是调的人太多，那就由六机部从在上海的‘求新’、‘江南’、‘沪东’三个造船厂各调200名工人支援上海，你看行不行?”
“不行!绝对不行!”马天水有些恼怒地大声嚷道。协调无果，会面不欢而散。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人还未回到北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封告状电报就已发到国务院，并抄报了六机部。当我和边疆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几位领导汇报上海之行的情况时，先念同志不无沉重地说：“看来这个问题势必要请总理出面解决了。”
我们回到部机关后，便着手准备材料，迎接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
没过两天，我办公桌上的“红机子”响了，国务院办公厅通知我，周恩来总理决定召见上海市和六机部的领导谈话，并说上海市方面有王洪文、马天水、黄涛，六机部由我、边疆和郑明参加。
大概是这年国庆节前后的一个凌晨，我们接到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的通知。
待与会人员都落座后，周总理开始讲话。他说：“最近国际国内有些事情要处理，很忙，所以没有及早地关心你们之间的争论，使事情变成僵局，作为国务院总理我是有责任的。”说到这里，周总理把头转向我，点着我的名字说：“刘世雄同志，这件事情我要首先批评你，你是国务院一个部门的一把手，应该宽容大度嘛，平心静气地与上海市的领导同志进行协商嘛。如果一下子调不出那么多工人，也可以量力而行，对上海组建新厂尽力给予支援嘛。你是不是有点本位主义呀?”我立即起身回答：“我姿态不高，我检讨。”周总理接着说：“中央的部门在工作上和地方发生分歧时，应该以大局为重，姿态高一些，不要针锋相对，更不能得理不让人哪!”周总理又转向边疆说：“边疆同志，我也要批评你，你是六机部的老同志，年龄也比世雄同志大，应该协助他处理好六机部与上海发生的分歧，不要火上浇油嘛。”
周总理又微笑着转向王洪文：“洪文同志，你们的那个电报怎么能那样提呢?这份电报你可能没有过问，那种提法是错误的嘛。”王洪文显得很尴尬，起身说：“我接受总理的批评。”
接着，周总理用征询意见的语气说：“我看，这件事情这么解决好不好，六机部从驻上海的几个大厂抽调500名技术工人支援上海建新厂，你们有意见没有?”这完全是当初我们与马天水谈的“减援方案”，
我马上起身回答：“没有意见。”王洪文、马天水出于无奈，只得回答同意。回到部机关，我们立即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周总理接见时的指示。当我宣读周总理最后审定的调人决定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971年，林彪“九，一三”叛逃事件发生后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整风运动开始了。张春桥等人借批林整风之机，要抓所谓“林彪死党李作鹏在造船工业部门的黑手”。1973年初，张春桥写报告给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对六机部与上海市当年闹到中央的分歧进行复议。不久，六机部机关40多名处级以上干部住进京西宾馆，开展整风。在人民大会堂的－－次会议上，我和边疆被点了名，同时宣布六机部的整风由华国锋主持，彻底解决当年与上海市“打官司”的问题。这次会议后，我和边疆被告知，不参加新成立的部整风领导小组的工作，集中精力检讨自己的错误。
几天后，再次开会，边疆违心做了“检讨”，不久就“过关．”了。我坚持不作检讨，任凭他人怎么批判。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如果坚持不检讨，受害的将不仅仅是我，还有我那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妻子和几个在部队服役的孩子。于是心一横，检讨就检讨，不就是给自己扣几顶大帽子，臭骂自己一顿吗?
我的检讨终于“过关”了，持续两个多月的整风结束了。整风领导小组在给党中央写的报告中说：“刘世雄同志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到了林彪反党集团一边，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报告提到我时还用了“恶毒攻击春桥同志”、“矛头指向洪文同志”等字样。近三个月的折腾使我心力交瘁，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因此，让我在报告上签名时，我竟有一种解脱感，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整风会议结束后，我奉命回到海军，名义上是“另行分配工作”，实际上却是继续遭受批判。我被取消一切政治待遇，就连营、团一级的干部都能参加的会议我也不能参加，传达文件也不让我听。这样一“挂”就是12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的胡耀邦同志的关心和督促下，我的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重新过上舒心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