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活跃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它的核心成员象陈子明、王军涛等都参与过“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竟选运动。这种特殊的背景决定了它不可避免的在89民运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及在六四镇压后承担重大的牺牲。这个群体的历史就是从四五到六四的历史。实际上这个群体的历史并不是从四五才开始的。四五只不过是它们的第一个交集点。这段历史也并没有因为六四而结束，它持续到今天，并且延伸到未来。
考查这个群体的历史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对自由主义的再发现；一是对公共空间的再创造。这两个“再”字非比寻常。自1949年以来，中共在中国大陆建立起共产集权统治，对各种异己思想的压制和对公共空间的摧残都达到史无前例的严酷程度。我们是在思想资源极度贫乏，相互交流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凭着对自身经验的痛苦思考，几乎是独立的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这且不说，比思想的发现更困难的是是如何为自己的思想寻找公开的表达。在铁桶一般的社会里重新创造出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也许有人会质疑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到底有多少民间性和独立性。但问题是在当年的中国没有别的机构比它更民间、更独立。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这个群体始终站在潮流的前例。紧接着就是89，就是六四。广场上的幕前幕后、日日夜夜；流亡期间的侠肝义胆，还有法庭上的仗义直言，给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留下了一曲最壮烈的尾声。
十五年后，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欲火重生，它面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在有些方面中国变得更好了；在有些方面中国变得更糟。我们的理念更明确，但是我们国家的前景却比以往更不确定。岁月使我们学会了谦卑，阅历使我们去掉了幻想。我们知道我们只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十全十美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要继续向前走下去。
面对新的形势，对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同仁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仅是对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也是对所有长期以来献身于中国民主事业的志士仁人。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回顾历史，展望将来，并下定决心为实现我们的理想共同奋斗。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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