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开始准备留学是１９８５年当了讲师以后的事情。七七级入学时本来就对拉郎配的专业没有兴趣，念在本专业是全国本行的“圣地”，也曾试图想在祖师爷、祖师奶奶们那里掏点真金。但是当与那四位老牌教授在同一个教研室里混了几年后，看清了过去顶礼膜拜的权威们的败絮内涵，便心灰意懒了，打算出国留学改门换庭。
先是问在佛吉尼亚当医生的姨妈要了一百刀，用来考托福和申请学校用。我的臭英语本来就是上大学才开始学，托福考了个灰头土脸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一边准备英语，一边找经济担保自费留学。当我向姨妈提出后，才知道姨妈早已得了乳腺癌（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又问在芝加哥独身的大姑，大姑说她已经担保了我上海的表弟，让我问问其他亲戚。向第三个开口的是在西雅图的堂姐，结果连回音都没有。虽说还可以向其他亲戚一个一个问下去，可是想想除了姨妈回国见过一面外，其他在美国台湾的亲戚也就近似名分而已。我恢心了，还是回到本专业，找奖学金吧。
在我找奖学金的同时，学校也已内定派我出国进修，使我有机会脱产去外院出国留学人员培训班进修英语一个学期，后来经过争取，又不脱产地赖了一个学期，这一年对我提高英语听说能力受益不少。
当时我那托福成绩别说找奖学金，入学录取都不够，怎么办？于是我以科研当砖敲门，把当时搞过的一些科研成果和闭门造车推出来的一些数学物理模型简要地附在了给教授们的信中。这一招还真灵，中西部这所名校的Ｒ教授看上了我，不仅给奖学金，还给该校国际学生办公室打报告免了我的托福成绩，要我去了后注册一门ＥＳＬ补补就行。
１９８６年冬，拿着收到的Ｉ－２０表找学校批，系院各级领导也高兴我为学校省出一个出国名额，一路顺风，几天就办完了校内所有的手续，当时的感觉是有点飘飘然，好象明天就要出国了。
没想到过了几天，师资科通知我，学校主管部不批，理由是当时国家教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的若干暂行规定》第六项第五款说“专业技术骨干人员，包括助理研究员、讲师、……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应尽量纳入公派范围，……”这就是当时所谓“自费公派”的由来。到了部里，这一款的解释就成了“讲师只能出国进修，不能读学位”。师资科长好心地告诉我，只要你能说通部里，学校不会为难你。
８７年元旦过后，坐火车来到北京，住在八角桥附近的部招待所。第二天一大早出门，北京那几天气温零下１５度，现在还记得那天大腿被冻疼的感觉。乘地铁来到位于长安街上的部里，在一个大办公室里碰到了教育司综合处Ｓ处长，该处长的形象，除了《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谁也不象。人长得瘦小，说不说话，两只鼠眼都在你身上滴溜溜乱转，不由得你不跟着他也往自己身上看。若是个女的，一定会怀疑他在打坏主意。还没等我说完来意，小炉匠就冲我来上了连珠炮：“……谁让你来的？是你们张院长还是李书记？……还是个讲师，连点规矩都不懂！……这是国家政策，你想改？！……回去！该干啥干啥……”小炉匠不容我分说，说完转身就走，边走又回头上下打量了我一遍。
小炉匠劈头盖脸的一顿教训搞得我找不着北，站在那里发起愣来，发现那几个办公室里的人不时瞟我两眼，弄得我脸一阵红一阵白。过了好一会儿，一直坐在旁边办公的那位中年妇女劝我说，你这事情自己来是办不通的，还是回去让你们学校谁来说说看。想想自己跟那小炉匠的对话根本上不了轨，只好算了。沿着长安街漫无目的地走到了西单口，突然想到去教委问问什么叫“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应尽量纳入公派范围”，我就没搞懂，《暂行规定》里只说“纳入公派范围”，并没说不能读学位，再说公派出国读学位的人多了。接待人员一副忙得要死的样子，只扔给了我一句话：“部属院校找主管部。”找不着北的我找到了火车站，当天晚上又是十三个小时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师资科长告诉我那个Ｓ处长难说话，教育司Ｈ司长人比较同情达理。当时《参考消息》上刚好登了一篇“美国最好的十个理工科研究生院”的短文，我所要去的学校也是其中之一。不死心的我两个月后又二次进京，避开小炉匠直接找到Ｈ司长办公室。瘦瘦高高，戴着一付暗红框眼镜的Ｈ司长，五十岁左右，典型的知识分子形像，六十年代苏联留学生。听我讲完情况，也溜了一眼我带来的那篇参考消息文章，他就开始给我解释他所理解的出国政策。我则强调公派范围也应该包括读学位，我还答应改办Ｊ－１签证，按自费公派办理也没用。唯一让人得到点安慰的是，Ｈ司长说他可以直接点名给我一个去美国的访问学者指标，你说那个学校好、教授好，你就还去那个学校找那个教授。依你的岁数，硕士博士读下去不一定最好，早点回来，对国家和你个人都有好处。
找到了奖学金，却无法去读书，真不甘心放弃这个机会。不记得怎么打听到了Ｈ司长家在新街口附近的地址，我在他家附近找了一个小旅店住下，天黑前敲门进了Ｈ司长在第十层楼上的家里。两个人仍然是鸡同鸭讲，各说各的，还是白天那一套。我不知道是《暂行规定》后面还有内部精神呢，还是部里的和尚念歪了经，反正Ｈ司长在读学位这个关键问题上就是不让步。另外一个可能是，小炉匠处长不同意，司长也犯不着为我去撕处长的脸。第二天我去当教授的五爷爷家商量，大家劝我先不要名分，去了再说。
回到学校仍然是无计可施，日子一晃就是两三个月，眼看着８７年秋季入学是泡汤了。我想过辞职，也想过先以访问学者身份出去，然后当不受军命之外将，还担心在同一个学校的夫人将来被卡住不放，等等可能的出路和后果。无论如何，先稳住奖学金再说。于是编了两条一时不能赴美的原因，写信请Ｒ教授把奖学金保留到第二年春季学期，并重给我寄一份办Ｊ－１签证的ＩＡＰ－６６表。
当时国内送礼行贿之风早已听说，想试试，只是不通行情，不懂规矩。我带上托人搞来的两瓶汾酒和两条中华牌香烟，揣着新寄来的ＩＡＰ－６６表，第三次进京，去做那自己都鄙视的事情。自认为小炉匠处长怎么看都像个腐败分子，先从他入手。心里有鬼，嘴里就啥也不会说了，光知道掏礼品，小炉匠那双鼠眼挺忙，除了打量我，还忙着打量那烟酒，我感到整个气氛都凝固了。其实也就几秒钟，小炉匠发话了：“我说讲师，你这人咋不懂事呢。我呢，也没那闲功夫跟你泡。提上你的东西回去，还是那句话，该干啥干啥，啊？！”，讨了个没趣，尴尬得无地自容，真后悔掏出了烟酒。我至今也不知道小炉匠是嫌东西少呢，还是他本来就是个拒腐蚀的好干部。我是彻底的失望了。
我一个麻木的人由着腿走，不知不觉又到了西单。坐在路边花坛上，面朝长安街，十足一个面无表情的盲流。慢慢地，脑子里开始梳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结论是我的情况是可批也可不批。最后就想到去找一个在京城当大官的亲戚，我妈的叔叔，我叫三外公的帮忙，他就住在这西单闹市后面的一个胡同里。可是我既不知道具体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没法去找。急急忙忙到不远的长途电话局，打到家里跟妈商量。妈说从文革开始她就再没有见过这个叔叔，早想见见他，让我在北京等着，她尽快就到。
说到这里，就要交代一点背景资料。外公早年考取公费留学日本，主修眼科医学。回国后由于是军阀阎锡山家乡同乡，阎锡山偏偏是个家乡观念极强的人，阎锡山便让外公在其军队里服务，官拜中将军医。三外公虽比我妈长一辈但却小两岁，从小跟母亲姐妹四人一起玩大。外公重视孩子们的教育，从初中开始就把四个女儿和三外公送到北京读书，寒暑假再接回太原。母亲是老大，在京管着妹妹们和叔叔的生活费用。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在大学读书的母亲随校内迁走了，在读高中的三外公和二姨一起，走上了抗日救国之路。解放后，赴朝参战，受伤回国，授衔少将，后来又升任解放军总ＸＸ部付主任。小时候跟母亲到北京三外公家去过一回，那时他家住在将军楼里，没有现在这种大四合院气派。文革中谁也不敢跟谁联系，一直到在电视上看到任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的三外公在审判黄吴叶李邱的特别军事法庭上宣读起诉书时，母亲才算放心了。
三天后，七十多岁的母亲由姐姐陪着来到北京，就住在西单后面的三外公家。我找到地方，秘书把我领进客厅，两个老人正在炒他们那些冷饭往事。三外公不愧为儒将，中国老年书画协会副会长，解放军老干部书协常务付会长，客厅里到处挂了不少自己和他人的书法绘画作品。三外公已经知道了我的事情，又大概问了一下，就在一张黄纸红道竖式信签上写了一封漂亮的毛笔小楷便信，让我拿着此信去木樨地部长楼找Ｈ顾问。
Ｈ顾问是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原来是我校主管部的第一付部长。Ｈ顾问跟三外公其实每个星期都在网球场上见两次面。Ｈ顾问瘦高个，足有一米八，花白头发，长得很精神，非常健谈。我一进他在五楼的家门，就跟我谈起我外公来，我才知道他跟我外公曾有过一段交情。Ｈ顾问和三外公当年都是解放太原那场攻坚恶战中的军师级干部，打下太原后Ｈ顾问是市军管会负责人，很快找到没有逃往台湾的外公压惊，后来又给外公安排工作，让他在山西大学医学院教授和太原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两个工作中挑，还安排外公当了省政协委员。Ｈ顾问说起这段往事，还把外公夸了半天。
大概正是因为这层关系，Ｈ顾问只问了我一个问题，“花不花国家的钱？”我说一分不花。于是他当着我的面就给当时的付部长打电话：“小Ｄ呀，有这么个事情，你给办一下。。。”Ｄ付部长当时是新提拔的（现在是正部长），清华老五届毕业，教育司由他分管。Ｈ顾问放下电话几分钟后，Ｄ付部长又打过来，让我明天去教育司综合处办理出国手续。事后，Ｈ司长还专门给Ｈ顾问写了一个书面解释，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江流是学校培养的年轻教学骨干，我们本想让他早去早回，弥补师资断层，起承上启下之作用，对江流个人和国家都有好处……”，云云。
第二天早上来到综合处，小炉匠虽说还是用眼不停地打量我，却满面阳光地迎上来跟我握手：“江流，咱们是不打不相识，今天咱俩交个朋友。”一番让座、端茶、恭维之后，叫部里专门办理出国手续的大Ｗ带我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下午是美国大使馆办Ｊ签证的时间，大Ｗ自己开一辆小面包车带我到了大使馆，跟门卫打了个招呼，我们就进到了里面，大Ｗ的派头让我看得傻了眼。
好事多磨，碰到了一个死板教条的签证官，说我的奖学金尚差＄１０５０才能满足所需费用，让我再找一个小额经济担保。一点都没法讨价还价，只好暂停。回去后寄了一份奖学金的拷贝写信给当时住在芝加哥的二姑，请她出一个＄１０５０的经济担保。这次顺利，拿着经济担保和ＩＡＰ－６６表，第四次进京，签证官没有打拌，给了Ｊ－１签证。这算是一段小插曲。拿到签证后，分别去三外公和Ｈ顾问家道谢，则是题外话。
动身出国那天，父母送我到楼外，母亲最后跟我说“以后国内下一代出国，你可要帮他们出经济担保啊。”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乘美国联航班机从上海起飞，当天晚上到了芝加哥。二姑夫妇到机场接我，第二天，他们又把我送上了去学校的长途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