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列出了中宣部十四种原罪和讨伐其十四种理由，拯救其四种办法和三个凶顽的原因。可见是他长时期忍无可忍的临界爆发，而不是心血来潮逞一时之气的风头文章。
身为北大的新闻系副教授，可以说是后辈子衣食不愁，焦实在犯不着冒丢饭碗进秦城的风险。大部分中国人被政治运动搞怕了，总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莫谈国事。人跟动物的区别就是思想，焦破釜沉舟，官方又能奈他如何?
比起焦国标，我们这些生活在自由国度的人显得是多么渺小。.我们享受的是国人没有的自由，而且大多顶着美籍华人这块牌子做保护，有的人写起文章来却要审时度势，讲话生怕出格。有些人甚至习惯让人家捉住手来写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给他自由反而不习惯。
由此可见，.焦一人敌一国，和腐朽的国家机器对着干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
本人同新闻出版总署的官员打过交道，此人大谈某出版社重印了一本外国人百年前写中国的书，里面很多观点不是唯物主义，犯了错误，给予惩罚。我一听立刻提出异议，百年前的外国人知道什么叫唯物主义么？如果是印给党员看，也许不当，可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又有什么不妥？问得对方哑口无言。旁人一看不对，马上出来打圆场：你是国外来的，看问题跟国内不一样。我拿出这个故事来说是为了证明这些官员的思想是多么地僵化。同时也有一位小女孩不信邪，声讨那位领导，我觉得年轻人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在这种官本位的国家，新闻管制人员将老百姓划为三六九等，剥夺了大众的知情权。除了保密，机密，绝密文件以外，高干可以阅大参考，普通干部只可以读小参考，普通百姓只有看人民日报的份。过去克林顿和江泽民关系不错，尽管为了女人搞的灰头土脸，小参考上面挑的全部是正面消息，外国新闻居然也可以误导大众。
毛泽东在国共合作的时代担任过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知道笔杆子的重要。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控制了中国文坛大半世纪，万马齐喑。老一辈象巴金、沈从文封笔甚至改行，跑到海外的文人作品成了禁书。.解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又成了右派。到我们这一代遇上文革，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简直一无所知。哪里知道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了那么多的优秀文人，同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作家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因为中国现在正处于文化断层时代，所以才出现三多怪现象(性、色情、暴力)。五四之后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由的时代，容得下鲁迅就是明证。没有一个绝对自由的环境，是产生不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的。
中宣部的愚民政策实在功不可抹。在他们的控制下，国产电影千篇一律，观众稀少，简直是糟蹋金钱，小说杂志质量低下，缺乏读者。电视连续剧官话十足，题材狭窄。好作品如(走向共和)偏又禁止，评判好坏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看被不被禁。(往事并不如烟)刚刚传出被禁。
现在这个年代，禁锢思想已经彻底失败，垄断新闻实在太难，不要说网络，收音机，就是香港那些犯禁的杂志，大部分也是销去了大陆，否则早已关门大吉。
历届中宣部长中，开放派只有陆定一，习仲勋和胡耀邦，再加上一个朱厚泽。数次让知识分子产生错觉，以为文艺界的春天即将到来。文人们盼啊盼，等来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同非人的折磨。
在秦城坐牢十几年的 陆定一复出后痛定思痛。坚决要求批毛，可是他的要求不能见报，担任过二十年部长(1945-1966)陆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文革后，陆定一曾对于光远说：“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之后再整另一个人。”习仲勋素以思想开放闻名，可惜蒙冤达十六年之久，他后来协助胡耀邦，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很大贡献。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从根本上否定了毛的所作所为，胡去世之后，第一位去悼念的人是王光美。朱厚泽却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被赶下台。
其他人如：陶铸、张平化、王任重、邓力群、丁光根、朱穆之、王忍之、徐帷诚、刘云山及党棍姚文元之流，不是左王就是昏官。
焦的檄文肯定会引起中央一场不小的地震，这是毫无疑问的。时代不同了，镇压是徒劳的，唯一的办法是置之不理，这手段也不会灵光。只要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说真话，人人喊打，舆论的压力最后会迫使中宣部寿终正寝，文艺复兴必将在祖国大地出现。
想象几十年后孙子问我们，这个中宣部到底是什么货色？那个统战部又是干嘛的玩艺？那年头这些违背人类本性的垃圾最终只能成为历史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