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来在生死徘徊
镜头前的丁子霖，头发班白，她作证时表示，儿子蒋捷连死后两年，她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最后，她“选择了生；选择了生后，又选择了打破沉默；打破沉默后，受中共的监控”。
她说，在失去儿子的震撼、在中央对她的监控和迫害、在寻找其他死难者家庭、在这些家属的遭遇里面，使她“认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认清了制度的罪恶”。
丧子之痛从未减轻
丁子霖说，从寻找其他同一命运的母亲的过程中，她得到了安慰，让她寻找到活下去的力量，但失去儿子让她活得非常痛苦。她公开自己的感受是想说明一点－－丧子之痛没有因为时间而减轻，反使她在越接近人生的尽头而变得更加沉重。
另外，丁子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失踪者。她说，在随着“六四”死难者名册人数逐渐增加（截至目前为止，共搜集到一百五十五名死难者资料），有一个过去几乎被忽略的问题逐渐凸显，就是十四年前那场大屠杀里“失踪者”的命运。
失踪者命运更悲惨
丁子霖指那些“六四”失踪者和死难者一样都是那场流血惨案中无辜的受害者，然而，失踪者的命运比死难者更悲惨。她说，随着北京迎接二○○八年奥运会，到处的胡同和旧房舍被拆迁，许多线索都断了，所以要找到一个失踪者家属非常困难。
让丁子霖难以心安的是，在大量失踪者当中，至今仍未发现一个生还者。她认为，这个事实证明当年“六四”惨案发生后不久，北京民间有个传闻，指很多死难者已经被杀人的戒严部队毁尸灭迹了。
在她的呼吁中，丁子霖讲述了两个失踪个案，一个是另一名被指“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抓走和抄家的“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她十九岁的儿子王楠，遇难后，尸体被集体埋在位于天安门广场西边的第二十八中学门前的土坑，其后因尸体发臭，经学校交涉，被埋在校门前的尸体再被挖出来。因为王楠身穿军训的军服，以为他是戒严部队，不致随其他被掩埋的尸体─并搬走，毁尸灭迹，家人才得以奇迹地在护国寺医院找到他的尸体。
丁子霖又提到一位十四岁的男孩，他父亲在“六四”屠城当天失踪，有一天该男孩在课桌上写了“向刽子手李鹏讨还血债”的字句，被班主任发现后向戒严部队告发，少年后来被判三年“少管（少年管制）”。她说：“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还未踏上社会，就开始丧失自由，丧失尊严的囚徒生活。”
最应批中共无人性
丁子霖对于该少年的命运感触良多。她说：“人们常常会谴责一个专制政权如何独裁，如何压制民主，如何践踏人权等等等等，但我想这样一个政权最最应该（被）诅咒的是它的无人性！否则怎么能够你杀了他的父亲，连尸体都不放过？连他的遗孤都不放过？”
她续说：“那位老师的行为当然可憎，但是这个人又何尝不是那个专政机器上的一个可悲的零件呢？正是那个无人性的政权造就了这样一批丧尽天良的所谓‘共和国公民’。”
残酷确确实实存在
最后，丁子霖解释发表证词的背后原因，她说：“本来我们不想向大家展示这人世间的苦难和残酷，但是考虑到它毕竟是一个真实存在，我想有必要让那些心灵几近麻木的同胞们知道，让那些受共产党蒙骗的外国朋友知道，在中国大陆确确实实有这份真实的残酷存在。”
